Page 57 - 《社会》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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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4·4
原则所蕴含的平等主义价值观），起到了缓冲优绩主义陷阱的作用（见
图 9）。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先赋应得”观念同样存在着更深层的文化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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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优 绩 主 义 陷 阱 的 本 土 检 视
本研究支持了项飙的基本判断， 即中国的优绩主义不太可能引起
如桑德尔所述的社会后果——
—反精英的民粹主义乃至社会撕裂。 这不
仅是因为我们把优绩主义视为应对非优绩社会的一种“别无选择”的个
体策略（项飙、桑德尔，2023：210-211），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观念中的
“先赋应得”观念，即对非个体可控差异的合理化。 基于此，再回看项飙
和桑德尔的对谈，我们可能会对其中的一段内容理解得更深刻：
桑德尔：“我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也类似， 顶尖大学中来自
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少数。 你认为什么时候这些统
计结果会动摇人们对高考或 SAT 可作为优绩主义手段实现阶
层跃升的信念？ ”
项飙：“这有点难预测……我们清楚地知道， 大城市里富
裕家庭的孩子们能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 因为他们可以准备
得更充分……人们之所以还没有为这种变化担忧， 是因为他
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 ”
（项飙、桑德尔，2023：213-214）
项飙所说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正是本研究提
炼的“先赋应得”观念。 怀默霆一直以来也持有和项飙类似的观点———
中国不太可能因不平等而引发集体愤怒情绪并产生社会动荡， 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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