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中心沈阳，力求避免此前接管城市中的混乱。 东北局就地抽调了东北各
大中城市及其区县连同东北区一级的干部共计 4000 余名，负责接管工
作。 陈云提出“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
军管会则以“统一领导下的多头负责”为原则配置干部：财经干部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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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民党整理的四大工业系统， 并尽快恢复生产；地方干部负责接收
与民政相关的行政系统及其旧职员，负责组织登记和事务移交；军队干
部则被分派至各厂矿和企业任军代表，仅有物品保管之责，而无处置之
权。 75 而与之相对的，国民党以技术官僚为主的复员方案，在三年间三
易区域最高军事统帅的情形下艰难推进，而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的人
事任命，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战后东北经济复员空间的逐渐窄化，即便
由精干如张嘉璈、孙越崎等人负责，东北复员也是举步维艰。
或许可以认为，在类似的地缘压力和内部分歧的情况下，国民党的
组织体制是“自我衰竭”（self鄄weakening），而中共则走向了“自我强化”
（self鄄strengthening）。 在经历了退守城市周围建立根据地和在 1947 年下
半年至 1948 年上半年间迅速收复诸多中小城市之后，中共才最终启动
接收大工业城市沈阳的任务。 这个进程既放大了中共的动员强项，也迫
使其解决分散动员和区域协调的难题。 比起由边区割据直接走向接管
工业区，中共通过回应东北农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特点和大规模支
援作战对“统一领导”经济的要求，为其接收大工业城市奠定了组织、人
事、观念的基础，并在区域特性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了组织上的更新。
由此，接管沈阳对中共而言是区域而非城市意义上的战略环节，它
不同于城市史研究者所言及的对单个城市的接管及治理， 而是一次政
权组织内部的重要整合， 也意味着整个东北工业区在城乡结构上的打
通。 正因如此，中共方可在解放区自北向南不断扩大的同时，搭建起由
“分散经营”向“统一领导”的军政转化机制，初步实现了在区域内建政
的组织目标，率先重整经济并开展工业建设，进而以继续支援全国战争
为目标，推进东北由工业区向政区转化。

74. 即主管重工业的资委会系统、主管纺织业的中纺公司、负责区域内中小企业的东北
产业管理局以及电力管理局（详见：王首道，1988：531-534）。
75. 关于接管沈阳的具体措施、过程及经验，详见：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 关于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类型划分，可参考：杨奎松，2009。 财经干部则是本文针对中共内
部负责接收作为工业区的东北的一类重要干部类型而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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