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与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路径相反， 接管城市是中共接收方案中最早
放弃也是最后实现的计划。 尽管早在中共七大时，彭真、陈云等人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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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做出过设想， 但在美苏的先后介入下，中共
实际上未能由边区径直迈入东北的大城市， 而是在北撤至农村进行土
地改革后，才重返南部的工业城市。
中共看似与日据时代最重要的工业体系擦肩而过， 但在北部土地
改革开启的农村经济建设和动员中抓住了东北制度遗产另一深藏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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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农补工的城乡结构。 不过，前期的土地改革和支援作战等工作
都是分散进行的，高度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在战时状态无法达成，粮食贸
易对统一领导财经工作的要求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组织困境。 中共是在
接管东北南部大工业城市的过程中逐步克服这一困境的。 随着接管城
市工作的推进，工业发展承接了伪满时期农业工业相互配合的结构，而
土地改革打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结构性交流的渠道。 由此一来，这既可
以和日本的经济区域布局对应得上，也实现了组织上的升级。 简言之，
中共在接收东北过程中的特殊创设在于由北向南打通了城乡关系，即
先安顿好农村再走向城市， 并在此过程中克服了长期存在于土地改革
与作战中的本位主义倾向，实现了政权在区域内的统一领导。
就此而言，战后东北不应被视作革命时期的农村根据地，反而借由
特殊的地缘特点提供了将城市及其工业纳入新政权建设的历史处境和
驱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大区制即以东北地区为雏形，以此迅速完
成全国范围内各战区向政区的转化， 中共也率先由东北开始政权和经
济建设，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总的来看，本文对战后接收所展开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在一定程度
上突破了以往将城市接管作为中共建政核心议题的讨论。 同时，通过与
国民党的比较，揭示出中共一元化领导体系的优势所在：一方面，在中
共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明确指示和东北局内部思想统一后， 全党上下贯
彻共同的接收路线；另一方面，在面对多重任务和战时状态的情况下，
一元化领导之下存有自主空间， 中共干部得以迅速回应战后地缘政治
格局的变化和区域内的制度遗产。 这一具备“统”“分”两重性的政党组

76. 详见：彭真，《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1945 年 5 月 3 日）》；陈云，《保存农村家务，保
存城市机器 （1945 年 5 月 9 日）》， 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2015：374-
385、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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