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西化？ 24# “中心国”“半边缘国”和“边缘国”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
距，往往也会带来学术发展的差距，形成葛兰西意义上的宗主国对 原
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霸权，形成布迪厄意义上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即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从属
国，并迫使从属国人民认为这些输入的文化是所谓的“合法文化”，而
将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视为“不合法的文化”。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法国的现代化就与英国不同，德国的现
代化也与英法截然不同， 美国的现代化更是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
后才步入正途，形成后来居上之势。 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也
存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和联邦制等区别。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赶超在西方广泛存在，比如美国与德国对英国与法国的赶超，再如日本
和韩国对西欧其他国家的赶超，又如 20 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的崛
起等，就在不同时代创造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认
识到，抛却现代化的“应然”不论，在现代化的“实然”案例中，既找不到
因循“全盘西化”而成功的标本，也很难发现斩断自身文化之根而新起
炉灶的模板。
在发展中国家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同时， 伴随着西方社会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持续推进， 西方学术界也掀起了对其自身
所建构的“现代化”的反思性批评，由此发展出“后现代性”话语。 应该
说，“后现代性”讨论的时段，交汇于工业现代性的濒临终结与后现代大
门的徐徐开启之际。 在研究对象上，其以“后现代社会的事物”代替“现
代社会的事物”。在理论建构上，其以非理性主义挑战理性主义，以相对
主义质疑宏大叙事，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统一重塑“完整的人”，
从而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并以萨特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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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对抗理性主义， 以“后工业化社会的理想型”替代“工业社会
的理想型”，以风险社会对抗工业社会的极致发展。在贝克看来，还可能
是现代化的中断和现代风险分配的失衡， 以及工业社会家庭模式的解

24. 萨米尔·阿明. 1993. 依附性发展[G]//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再探讨. 塞缪尔·亨廷顿，
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99.
25.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指出，技术 是理性 主义的一种物 质 化身 ，因 为 它源
于科学；官僚政治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化身，因为它旨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和
安排。 参见威廉·巴雷特. 2012. 非理性主义的人[M]. 段德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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