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行批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活都是在“与心中魔鬼搏斗”。就像他笔下的
海达一样，他的魔性和诗性是结合在一起的。 21

五、 尾声：世纪末与易卜生

如果以颓废文学和唯美主义来定义“世纪末文学”的话，易卜生显
然不是一个世纪末文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世纪末文学的反对者。 正
是因为这样，易卜生才和世纪末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把易卜生
置于北欧-日耳曼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解读，认为“个体性”是理解这个
思想谱系、理解易卜生剧作的关键。 这也意味着，本文所指的“个体性”
更多是从宗教信仰及其失落、或者主观性和意志的角度来说的，与霍布
斯、洛克等为代表的英国社会理论中的政治秩序问题，以及启蒙哲学以
来法国社会理论关注的个体与社会问题，在思想进路上存在显著区别。
或者毋宁说， 由个体引出的问题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
总体性问题，即便到了帕森斯那里，“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依然是现代社
会理论发展的核心（李猛，2012；张国旺，2016）。 如果说政治学讨论个体
问题更多地涉及政治体或国家，那么社会学则逐渐将“社会”发展为区
别于个体的研究对象。 涂尔干曾经非常明确地讨论过个体与社会的问
题，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社会实体论者”那样，涂尔干其实非常重视
“个体”或“个人”的价值，不过他认为过度的个人主义导致的自我主义
是非常危险的（陈涛，2012；赵立玮，2014；孙飞宇，2018）。 也许只有将
“个体性”宗教的、非理性的甚至残暴的一面充分展开，才能凸显这个问
题的严重性， 易卜生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我们
深思。
在这个视角下，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社会还远不是一个“除魔”的世
界，它甚至具有非理性和反启蒙的色彩。 当时的欧洲社会已经进入“群
氓时代”，雅斯贝尔斯（又译“雅斯贝斯”）认为，群众统治的产生是与技
术性生活秩序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于“群众必须统治”但是“他们
不能统治”。 在这种局面下，“个人”岌岌可危，因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

21. 易卜生（2016：227）认为，“在海达内心里隐藏着一首深沉阴郁的诗”。 他显然对海达
怀有一种谅解和感动。 克尔凯郭尔（ 2015：193）日记里的一句话也可以作为一个类似的
注脚：“我的 这样一 种个人 存在不 会是一 种掺杂 着一点 魔鬼性 在内的 纯粹 诗 人 的 存 在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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