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4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与魔搏斗的人：易卜生作品中的个体性危机

才如此重要。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克尔凯郭尔已经成为一个“德国性事
件”，他的意义不在于教导人们用个人殉难的方式恢复基督教，而是让
人们意识到他们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雅斯贝斯，1997：12）。 尼采同样
看到了这一点，他斥责现代人早已抛弃了狄俄尼索斯之神，这个蛊惑之
神要求人们“更强健，更邪恶也更深沉；也更美”，但是“崇拜着的群众”
只懂得“同情”。尼采说，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不是为同情而造
的，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人相比于法兰西人的感觉、趣味、礼教，以及
英格兰人的平民主义， 其优势就在于“离未开化状态更近些”（尼采，
2015：245-248、255、263、297-299）。
弗洛伊德深刻地洞见了其中蕴藏的危险，他认为，集体心理的背后
仍是个人心理在起作用，所以，对勒庞所说的集团心理的分析最终仍要
落脚在“自我分析”之上。而这个现代的深度自我、比意识还要更深的自
我，极有可能是破坏性的，甚至具有一种“死亡本能”。 在为答复爱因斯
坦而写的《缘何而战？ 》这篇文章里，弗洛伊德分析了这种“死亡本能”
如何导致了世界大战的产生（弗洛伊德，1997：74，2019：168-184）。 就理
解易卜生而言， 弗洛伊德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案例
分析，他向我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多么愧疚不安的统治阶级，他们
的良心无处着落，破坏道德律令的潜意识已经从家庭转移至社会。
这种社会的病症靠政治手段无法解决，易卜生（2012：236）终生坚
持这个观点，他说：“我在政治上是个异端论者。我不相信政治措施的解
放力量，也不太信任那些当权者的利他主义和善良意志。”当然，我们也
不可能在他的剧作中找到任何现成的方案。 毋宁说，他给我们呈现的正
是“个体性”本身的悖论。 个体性导致的虚无也一直是易卜生关心的问
题，如果说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虚无还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那么经过
中产阶层“社会问题”的洗礼，虚无已经显露了它的极端性质，它不仅表
现为一般意义上的颓废与烦，还容易引致毁灭自我与他人的严重后果。
惟其如此，通过阅读易卜生，也许我们才能理解克尔凯郭尔那种想要成
为自己却又成为不了的绝望之情。 这种绝望并非通过培尔·金特的幻想
或者通过布朗德的“意志之路”就能解决，而通过精神分析可能也无法
最终解决。
本文仅就易卜生思想的一个侧面展开论述，就其文学性来说，易卜
生的剧作之所以能够产生持续的影响， 不仅在于他扭转了当时盛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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