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尤其推崇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并从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角度对易
卜生的剧作进行了解读（Shaw，1917：173-186）。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对易卜生的这种接受有其必然性，易
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很快成为反抗封建制度、反抗传统家庭的宣传片，其
影响之大，以致我们今天对易卜生的理解还在这个思路中。 现在看来，
这种接受和理解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 当我们把易卜生置于一种特定
的思想传统中来理解时，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才能更清晰地凸显。

一、 世纪末：除魔的世界？

回顾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世界，我们会看到一幅极为矛盾的光景。 欧
洲文明似乎已经登峰造极，密涅瓦的猫头鹰早已飞起宣告理性的胜利，
在一个“除魔”的世界里，人们已经开始担心理性的铁笼可能造成的现
代困境。 与此同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普遍表现出焦虑、恐惧、孤独、烦
躁的心态。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到底是理性本身带来的，还是因为在理
性化的过程中压抑了太多非理性的甚至是魔性的潜意识？ 甚至在韦伯
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与魔搏斗的痕迹。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本身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韦伯
因寻求与父亲和解而不得， 陷入了无法化解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永恒冲
突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新教正是以理性与自由之名通过除魔而对天主
教权威的弑父行为（孙飞宇，2012）。 2
借茨威格的话说，这种与魔搏斗的人并非个例，甚至整个十九世纪
都充斥着这种“原初的、本性的、与生俱来的躁动”。 这种“魔性”并不是

2. 当然，由“除魔”引起的问题颇为复杂，韦伯对待理性化的态度也极为矛盾。 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家，韦伯深刻地认识到，随着 1848 年席卷欧洲的
革命浪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已经彻底破产。 在韦伯身处的年代，盛行的其
实是以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柏格森为代表 的非理性 主义思 潮。 因此 ，对韦伯 来
说，欧洲的理性化进程其实是“中断”的，他之所以要通过“理性化”重塑欧洲的理性主义
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当时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反思和对抗。 不过，由于受到德国浪
漫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不管是在宗教、政治还是学术生活中 ，作为自 由主义者的韦 伯
仍然是以个体而非“社会”的方式来进行挽救和担当 ，他所呼吁的“英雄主义的伦理 ”恰
恰代表了现代人个性的“总体”（苏国勋，2016：45-53；李猛，2001）。 由此看来，不管是非
理性主义思潮还是理性化，其背后都以现代人的“个体性”为前提，这正是“除魔”的吊诡
之处，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由非理性主义思潮带来的危机，只不过使个体性披上了理
性化的外衣，反而加深了这种危机的紧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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