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境中，需要反复确认人生的意义（吉登斯，1998；鲍曼，2018；熊万胜等，
2012）。 因而，个体化实际上是杂糅了“解放”和“异化”、自主需求和制
度依赖的双重体验（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贝克，2018），“由于
这种矛盾性的涌现及其深入人心的过程， 新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才可能
被创建出来”（贝克，2018：105-106）。
不过，即使注意到双重性的生活处境，贝克还是更侧重对结构要素
的分析，欠缺对复杂生命体验的挖掘，其笔下的个体化更像一个非文化
的（non鄄cultural）过程（转引自肖瑛，2021：109）。 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的相关讨论则补充了个体化双重性的文化和 主观 内涵 。 霍特曼等人
（ Houtman，et al.，2016）将个人主义纳入制度性个体化的讨论中。 延续法
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们指出，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促使个体在面
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制度化压制时，呈现矛盾的自我：被制度塑
造的“社会化的”自我和反抗压制的“本真的”自我。 个人主义追求的自
我本真性促使制度迎合个性化需求，而这一过程又存在现实悖论，即制
度在适应个性化的同时，必须形成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个体的自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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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社会和制度塑造的产物。 尽管这一观察本质上仍是对贝克夫妇
所称的“双重面孔”的呼应（Houtman，et al.，2016；肖瑛，2021），但他们将
本真性蕴含的个体反抗纳入个体化理论， 指出个人主义对制度的反向
塑造，深化了主观个体化层面的双重性内涵。
贝拉等学者（1991）对“功利型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和
“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的讨论进一步启发我们捕
捉双重性的微妙张力及其深入人心的过程。 前者指个人在经济与市场
领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遵循“成本—利润”的理性计算逻辑；后者则强
调，在功利之余人们还有精神追求，注重个人的感觉和体验，渴望在与
他人的联系中表现真实的自我。 二者看起来对立，实际上却有紧密的关
联。 首先， 二者的根源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愿性社会契约理
念。 表达型的文化实际上“是按照企业家和公司工作的轮廓来塑造自己

7. 霍特曼等人的“制度”宽泛地指现代性下限制个性的理性化系统，而后这一理性化系
统逐步转向迎合个人主义对个性的追求；而贝克所称的制度更具体地限定在晚期现代
性或第二现代性下，迫使个人建立自主生活的各项制度条件（详见贝克、贝克-格恩斯
海姆，2011：中文版序）。 前者更强调制度对个人的系统性压迫，后者在指出制度鼓励个
体自主选择生活的同时，强调个性化外衣下包裹的是隐秘的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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