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物质层面的成功，意味着物化的个人利益和由此提高的社会地位，包括
高收入、财富累积和较强的购买力，并成为个体自愿劳动的依据（王程
韡 、 杨坤韵，2019）。 第二， 奋斗带有极强的伦理性和道德后果（Yan，
2013，2016）。 一方面，它成为“做人”的标准，无法实现阶层跃升和物质
成功会让人陷入道德和精神危机（Yan，2012，2013）；另一方面则使利己
主义、特权文化滋长，存在失范和道德滑坡的危险（阎云翔，2017；肖瑛，
2012）。第三，奋斗的自我十分依赖算计和工具性心态。 追寻成功和自我
发展的个体锻造出极强的竞争和算计意识（Hanser，2001）。 此外，尽管
个体脱嵌于传统关系网络，但亲属网络、家庭和其他关系均成为其追逐
成功的道路上可利用的资源，社会关系趋于工具化（阎云翔，2012；谭同
学，2016）。 第四，公共生活的真空。 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体被限制了
公共参与的空间（阎云翔，2017），此时新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占据了个
体意识形态，成为生活意义的来源（ Yan，2021；阎云翔，2021）。 第五，消费主
义填补了公共生活的空白。 国家推动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形塑了个体的
“欲望自我”和“消费主体”（Rofel，2007；余晓敏、潘毅，2008）。 消费成为
建构自我认同的渠道和衡量个体成功的重要标志（ Yan，2012；扈海鹂，
2012；徐京波，2013）。
“奋斗个体”精准地捕捉到了制度性个体化过程中形成的标准化的
人生模式和自我样貌。 它侧重描绘了在“国家—市场”引导下追求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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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和缺乏公共性的功利型个体面貌， 与许多学者所担忧的市场
侵蚀下“大我”消亡、“小我”当 道 的“无 公 德 的个人”相 对 应（许纪 霖 ，
2009；阎云翔，2017）。 然而，这一范式在理解本文案例时存在两点不足。
首先，对“国家—市场”塑造力量的强调，虽然有助于我们体察中国情境

集体，而奋斗个体则是为了自己（Yan，2013）。 另一方面，“奋斗的个体”表面上看类似于
罗斯（Rose，1992）提出的“进取自我”（enterprising self），但在本质上也有区别：进取自我
的基础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选择等自由权利的预设，带有对超越个体、超
越物质的自我价值的追寻；而奋斗个体缺乏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表现出极强的物质
主义，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也缺乏公民义务（Yan，2012）。
4. 本文用“功利型”（utilitarian）一词对“奋斗个体”范式所侧重呈现的个体 样貌进 行概
括。 这里“功利”的具体意涵参照了贝拉等学者（1991）提出的“功利型个人主义”，特指
个体注重个人利益、物质主义并受理性算计的逻辑主导。 而道德哲学中的“功利主义”
（ utilitarianism）有多个流派和复杂的意涵变迁，本文从朴素的角度理解功利，因此用“功
利型”或“功利性”的表达与其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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