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论了中国既存政治社会秩序中官僚系统的特征及其相关观念对于发展
矿务的影响。 最初，这种影响体现为湖北地方官绅的反对行动，即本文
所谓的地方抗阻现象。 随着盛宣怀等办矿者疏导策略的展开，抗阻状况
逐渐得以疏解，既存政治社会秩序的影响以一种更为稳定的、常态化的
形式体现在了矿局具体的经营过程中， 即总局在创成过程中滋长出了
“地方性”特征。
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暂时跳出既已成熟的“官—商”研究范式，从
地方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过程， 丰富我们对中国近
代工业组织的认识。 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案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并不
明显，案例反而揭示了官员群体内部围绕“地方”所产生的复杂分野：不
论是湖北官绅与盛宣怀之间，还是湖北官绅群体内部，都潜藏着关于办
矿的诸多争议。 而盛宣怀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抗阻的影响，乃
是因为较为成功地利用了关系网络以及“抚地方之民”这种官绅群体内
部的共识， 从而为勘矿行为以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存在增强了合理
性。观察矿局的演进历程也可以发现，在何种程度上维持“抚地方之民”
这一共识也成为湖北矿务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性问题。 就此而言，不论
是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成功，还是光绪五年之后荆门矿务总局的失败，
都昭示着地方问题对于矿局这类近代工业组织的重要性。
联系本文的第一部分， 矿务大潮之后发展的诸多近现代工业都与
既存社会形态之间产生了愈发密切的关系， 这意味着地方问题并非仅
在光绪矿务大潮期间昙花一现， 还可能伴随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发
展，贯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始终。 近年来，相关学者关于中国治理逻
辑延续性的讨论成果丰富， 这些研究大都认为传统帝国带有地方特征
的治理逻辑可能会以某种形态渗入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之中 （周
雪光，2016，2017；周黎安，2014，2016；曹正汉，2011，2017，2021）。 国 家
治理的此种延续性意味着它对工业的影响可 能 也 具 有 某 种 历 史 沿袭
性，从而使“地方性”演变为某种长期性的特征，融入中国不同时期的工
业组织形态中。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近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
对工业造成的影响。具体到本文，近代工业组织的“地方性”可能会随着
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动而发生更为复杂的转化。 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19
世纪 70 年代）的案例中，政治社会秩序基本处于同治中兴之后相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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