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21年第5期

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

于协同（concord）的政治共同体不同，现代国家（commonwealth）是建立在
共同权力（common power）之下的意志联合（union）。 因此，作为社会学考
察对象的现代商业社会哪怕被视为“分化的政治社会”（distinct political
society），其理论前提依然是国家，理解社会秩序的基础依然是刻画平等
个体相处之道的激情心理学， 而非基于德性和友爱的古典人性论。 但
是，现代社会理论并没有完全接受霍布斯的人性理论。 在霍布斯笔下，
人加入社会是“为了荣誉和好处”[honour or advantage（commodum）]，但荣誉
才是理解政治和国家的关键所在， 对荣誉的渴望会压制追求好处的激
情，因此他的人性理论属于“非社会的社会性”（ unsocial sociability）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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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性”（commercial sociability）学说（Hont， 2005：39）。 !但此后的道
德哲学家们意识到，自爱的激情可以停留在追求效用（utility）和利益的
层面，以维系自我和他人的依赖关系，建立一个以礼貌和共情为基础的
商业社会， 而未必会发展为彼此的敌意和冲突， 最后迫使社会走向瓦
解。 霍布斯忧虑的骄傲主题并未消失，只是转化为亚当·斯密的自我认
可/自尊（self鄄approbation/self鄄esteem）和卢梭的自尊（amour鄄propre）概念，成
为商业社会繁荣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从消极共用到建立明确财产关
系的流变过程成为理解政治秩序起源的关键， 政治秩序的历史化最终
与文明史的阶段分析融合（ Hont， 2015： 159-184）。 由此，在发展 17 世
纪 自 然 法 哲 学 的 基 础 上 ，18 世 纪 政 治 哲 学 的 焦 点 也 逐 渐 从 虚 荣
（vainglory）转向虚伪（hypocrisy）。 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经过 18 世纪学
者们的修正，发育为卢梭和亚当·斯密笔下的商业社会性理论，它和代
表性主权理论一道， 融汇成以代表制和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共和主
义 政治哲学 ， 直 到 今 日依然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对于政治秩序的构想
（Hont， 2010： 10-22）。

5. 洪特（Hont， 2010：20、172-173）强调，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人性论的批评使他放弃了
一切“前政治的整合关系”（prepolitical integration）以 及以商 业互惠（commercial reciprocity）
为基础建立的功利主义纽带（utilitarian bonds）；此后由 自然法 哲学和自 然法理 学发展 而
来的“社会性”学说，正是基于霍布斯式自爱的洞察，重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需求（need）
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理解社会而言”，这是在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自然的政治动物”
之外，“另一条更有希望的道路”。 从词源学角度看，现代经济的确是家政学的后裔，但洪
特的论断恰恰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政治对于家政的根本规定性。 政治对于生活秩
序安排的整体关切和贸易关系中不关心交往者德性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古代
城邦秩序中，贸易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和现代政治对于经济的重视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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