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社会》2021年第3期

传统士人与现代艺术场域的相遇：黄宾虹的三次“被”发现

于不断被发掘的过程中。 艺术的历史性和对其价值的再度认识和发现，
成为艺术现象的一大特点（豪泽尔，1987:31），这使得对艺术场域的历
史性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以上理论对于本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现代
艺术场域对黄宾虹“画家”身份进行建构的历史过程，分析相关艺术中
介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而探究这一过程所折射出的现代艺术场域
之特征及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运作逻辑。 同时，对黄宾虹与现代艺术
场域相遇过程的观察，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
型的过程中，艺术发展方向与西方的“艺术自律性”之异同。

三、“保存国粹”与黄宾虹的第一次“被”发现

黄宾虹的第一次“被”发现发生在 1943 年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现代
艺术场域兴起较早的地方，1907 年黄宾虹前往上海时恰逢艺术场域蓬
勃发展的时期。 在众多艺术派别与艺术思潮中，学者傅雷发现了黄宾虹
作品的独特价值，遂竭尽全力为其举办个人画展，这些举动使黄宾虹画
作的价值逐渐为公众所了解。
（一）成为“画人”之前
正如柯律格（2012）所观察到的，那些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艺术家”
的中国古代画家，他们本身的社会角色是丰富的。 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历史情境中，其身份可能是官员、士绅，等等。 在当时，由于书画技艺是
文人士大夫修养的一种，他们并不会因创作出书画作品而被世人定义
为“画家”或“艺术家”。
黄宾虹即是如此。 在 30 岁以前，他以“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奋
斗目标，五次应试后，终于在 1886 年成为廪生（王中秀，2005:18）。 父亲
去世后，黄宾虹遵守旧制，读礼家居。作为歙县的读书人，他得到地方官
员的赏识，承担了董理当地荒废 堨 田的工作，同时恢复族中义田，兴办
义学，在造福地方的同时也试图重振黄氏家族。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
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黄宾虹在歙县亦写信声援康、梁等人，并在
好友萧辰的介绍下与谭嗣同在安徽贵池夜晤，畅谈国家前途命运。 随后
谭嗣同在北京为维新献出生命， 黄宾虹也成为歙县革命的第一批参与
者。 在黄宾虹的成长经历中，他的社会角色是秀才、“皖南名士”、革命
者，“画家”并非他的身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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