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21年第3期

传统士人与现代艺术场域的相遇：黄宾虹的三次“被”发现

体，士人逐渐被在新式学堂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取代（桑兵，2007：2）。 与
新式学堂教育相对应的是强调专业化的现代职业分工体系， 作为接受
传统“博通”教育的士人，黄宾虹不得不像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在新旧
交替的社会结构中寻求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1907 年来到上海后，黄宾虹从事过各种与文化相关的职业。 于是，
像黄宾虹这样的传统士人因其被归类到各个不同专业分工下的不同职
业身份而为后人所了解，例如报人、编辑、教师等。由于在绘画领域的突
出贡献，黄宾虹作为“画家”被重新发现，因此，后人对黄宾虹的关注也
逐渐聚焦到艺术场域。 近代以来随着艺术场域的不断发展，黄宾虹也多
次在其中被发现和塑造。 那么，他是如何被现代艺术场域“发现”的，这
种建构又折射出何种现代艺术场域的逻辑？ 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
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自律性”是一个关键议题。 自韦
伯以来，政治、经济、审美等各领域逐渐脱离宗教以寻求自身的“合理
性 ”，韦伯（ 2004：527）将这种“审美自律性”的建立过程表述为：“一 边
是宗教伦理的升华与救赎追求，另一边则是艺术之固有法则性的开展，
两者之间趋向一种日渐增加的紧张关系”。 哈贝马斯继承了韦伯的传
统，对艺术作为一个独立价值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解释：美学领域将
“自律性”作为区分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关键，“正是因为艺术具有了
自主的特质，它才与现代社会和文化构成了特殊的张力关系，这也塑造
了现代艺术的独特面貌”（转引自周宪，2005：223、226）。 同时，一大批西
方艺术家参与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布迪厄，2001：9）。 而
阿多诺（1998）则认为“自律性”是资产阶级自由意识的产物，艺术具有
自律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本质。 随着艺术社会学的发展，从外部考察“艺
术场域”或“艺术界”的理论越来越丰富，对于“艺术”是否“审美自律”
的分歧使得现代的西方艺术社会学陷入了“艺术”与“社会”的两难困境
（卢文超，2018）。
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精
英们提出了“艺术救国”的主张。因此，中国艺术在近代以来面对的问题
和发展方向似乎与西方不同，尤其是在“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
刚刚开始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艺进于道”的道德要求似乎很难瞬间
消解。这使得在古今中西“艺术”观念和潮流的碰撞中，中国近代以来的
艺术呈现出复杂的面向。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艺术社会学在 20 世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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