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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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展开,并发展出五大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
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多种转型道路,如英格兰
式、普鲁士式、美国式、东亚式道路等(Byres,1996:23-26)。 在 此 背 景
下, 费孝通采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概念
框架。 具体来说,他对那个时代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研究,分析的
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讨论的
是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实现顺利转型
的道路选择。 对这一本身为中性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框架而言,上述五大
理论视角之间的价值分析和道路选择非常不同。 同样,作为以“志在富
民”为毕生价值追求的人类学家,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的苦难,
费孝通必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 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会采
用这一概念框架去探索那个时代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道路。
第三,考茨基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工业化资
本主义国家中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西方主流的发展转型道路基本
上遵循的是以大机器和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化路径, 认为小农农业和
家庭传统工业都与现代化大生产相矛盾。 因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 首先,由于大生产排挤
小生产,所以小农必将消亡;其次,农业资本主义必然要求土地集中,土
地私有制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被公有制取代;再次,农民分化与无
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必然结果;最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
伴随着城市对乡村的盘剥, 但一定阶段后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叶敬
忠、吴存玉,2019)。 而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带着对人民生计的关切
和对人民饥饿的担忧, 尝试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政转型并
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 他相信,基于乡土知识和现代技术结合
而发展出来的多样化家庭农业和乡村工业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的重要
途径。 由于农民一般不愿意将作为家庭重要生计资料的土地进行交易,
因此他提醒要防止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 他指出,农民劳动分
工主要以性别和代际为基础,农村并无轮廓清楚的阶级体系,因此不能
依靠雇工制度。 同时,城乡社会关系并不密切,人口的城乡流动非常缓
慢,并必然受到传统力量的巨大阻碍。
第四,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设计的农政转型道
路,以社会宏观发展为长远目标,认为农业、农民和农村在资本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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