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二、文献述评及研究框架

（一）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内涵与类型
面对第一次人口转变中出现的高人口出生率、 高婴儿死亡率的社
会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应运而生，以保障母婴健康，满足其
照料需要，进而促进人口增长与提升人口质量。 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
代作为一项专业术语出现的家庭政策，专指宏观意义上（特别是在现金
转移支付中）有利于大部分家庭发展的人口政策（ Kamerman and Kahn，
1976）。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部分欧洲国家率先出现持续的低生育率和极
低生育率现象时， 福利经济学家与家庭政策研究者重点围绕两方面进
行了深入分析。 一方面，学者们延续了生育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与分析框
架，探讨家庭支持政策的生育效应。 早期主流理论范式对生育行为的解
释来自于家庭经济学（ Becker，1960），其核 心 论 点 是 ，现代 家 庭 在 考 虑
子女数量与质量时蕴藏着对生育成本的计算（ Friedman，et al.，1994）。 这
里的生育成本既包括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 也包括间接成本 （机会成
本）。 直接成本不仅包括孩子成长所需的教育、食品、用品等支出，还涵
盖养育过程中父母的陪伴及情感付出。 间接成本是指父母抚育孩子时
因损失时间和就业机会等而减少的收入与享受。 家庭政策之所以可能
提高生育率，原因在于其是对生育成本的补偿与替代。也就是说，国家和
社会承担了部分原本由家庭独立承担的生育成本。
另一方面，学者们还结合政策背景、约束条件和干预方案等试图寻
找更有效力的政策工具， 分辨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影响生育的保障因
素与驱动因素。 该领域的前沿研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将家庭津
贴、产假和育儿假、儿童保育等多重家庭政策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层
面 分 析 其 对 总 和 生 育 率 的 影 响 （Kalwij，2010；Luci鄄Greulich and
Thévenon，2013），进而得出对家庭政策的评估性结论。 如针对东亚地区
的一项研究指出，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家庭政
策经济激励远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存在偏差、措辞碎片化和支
持力度低（Chen，et al.，2020）。 二是深入探析某一类型的家庭政策对不
同人群或不同孩次的差异化影响。 有研究比较了 34 个经合组织国家同
性和异性夫妇带薪育儿假的可得性差异（Wong，et al.，2020）；另有研究
分析了加拿大魁北克的新生儿津贴对出生顺序和性别的影响（Mal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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