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公德的个人（阎云翔，2006：250-251），传统道德也未退缩到核心家庭内
部， 成为不再被村庄层面规范和约束的“私事”（谭同学，2010：281；桂
华，2013：138）。 恰恰相反，能否获得村庄内部以及更广泛生活世界的道
德认可仍然是婚育行为不断调整的关键准则。 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后
期重返先婚后育传统的尝试，还是通过扩大化的订婚对“承认”的新造，
作为行动基点的家庭在纵向上试图对接传统的道德谱系， 在横向上则
力图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道德位置， 以此在“行动伦
理”（周飞舟，2018）中安放己心。
从仪式的角度这一点能够看得更为清晰。 作为一种象征，仪式代表
着结构的秩序及其背后的价值与美德（特纳，2006：93），它不仅仅是一
种向外的展演形式，更是与地方世界的内部意义紧密关联。 婚礼作为一
种“通过仪式”的意义正在于为男女双方提供迈向新阶段的关口（李亦
园 ，1996：308）， 使 双 方 获 得 规 范 着 权 利 与 义 务 的 新 身 份（费 孝 通 ，
2009d：293）。 如果单就婚礼而言，在 1980 年至今的时间里，屿村婚礼的
形式与环节并无实质变化， 不同之处不外是酒席的规格， 但从流程来
看，婚 礼 置 于 生 育 之 后 无 疑 使 前 者 的“通过 ”与“承 认 ”的 意 涵 完 全 消
退，仪式背后的意义结构几近崩塌。 倘若只着眼于此，那么传统的断裂
（Siu，1989：294-301）似乎已成事实。 不过，当跳出单个仪式来 看 全 貌
时， 扩大化的订婚仪式实质上为婚姻关系的确立和生育的合情合理性
重新赋予了证成的意义。 从整套仪式结构而言，当遭遇外界冲击或陷入
困境时，内部仪式也会进行调整，以“穷则变”的方式来帮助内在意义复
位与流淌。 同理，这种意义的重塑与“传统的再造”（王铭铭，1997：76）
或“传统的复兴”（周大鸣，2000：245-246）所指向的民间仪式的复现亦
有区别， 象征重建背后的实质意义是否恢复同样需要置于仪式之间的
勾连中进行考察，由此把握意义之网，直抵心态层次的“精神世界”（费
孝通，2009a：442-444）。
七、 结论与讨论

屿村 婚 育 观 念 自 1980 年 以 来 的 转 型 清 晰 地 展 现 出 一 条“常 中 有
变，变中亦有常”（钱穆，2004：33）的路径。 从为应对计划生育政策而萌
生的先育后婚，到部分家庭在政策放松下的传统回归，再到因日渐攀升
的经济压力下的先育后婚的普遍化，乡民根据国家力量、市场经济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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