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1年第1期

语言、替身与楷模：《尚书·金縢》的神话学研究

驱逐机制几近阙如。其次，古希腊的“替罪羊”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迫害
的形式，连苏格拉底本人实际上也是“城邦”这个群体的牺牲品。古代中
国当然也有类似的形式，如商汤即是典型的一例。 在进入封建社会后，
这种作为集体迫害之牺牲品的“替罪羊”虽然并未消失，但很快就在新
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 在总体上，取而代之的是另
—“替身”。 这种模式往往不会表现为集体的替罪
一种个人性的模式——
形式，而是以一个个体替代另一个个体。但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这种“替
身”的道德含义进一步增强了。 如果国君指定一个替身，则有不道德的
嫌疑；如果拒绝替身，则为有德之君。 如，楚昭王不肯将“腹心之疾”移
于令尹、司马，孔子称赞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 而从臣子的
角度来说，如周公这样主动成为君主之替身的，同样也是有德之人。
从《尚书·金縢》作者的书写开始，到毛、郑等人的传笺，我们可以看
到周公是如何逐渐变为一个道德楷模的。 由于周公的主动替代，这种道
德性声望的达成与希腊城邦“塔葛良节”、俄狄浦斯或商汤的“替罪羊”
等模式有很大不同。 在这种集体仪式中，为了清除“污染”或“罪过”，必
须要有一个人被推举出来加以“圣化”，或被塑造为一个“英雄”，然后，
他会被立刻处死或放逐。 然而，我们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范例呈现为一种恰好相反的过程： 周公是在死后才在书写中逐渐
得到“圣化”，并赢得越来越崇高的声望，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圣人。 苏格
拉底也是如此，他自愿选择了勇敢赴死，而不肯以逃生而变为一个城邦
社会的“ 游荡者”和“替罪羊”。 在这一方面，这两位圣哲确实有诸多共
同之处，在他们身上，都有“反替罪羊”的一面。
很有可能，这是进入新的时代之后，随着一种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发
生的重要转变。 这种个人性“替身（质）”脱胎于集体性的“替罪羊”，所
以在周公的身上仍然带有以前的印记， 同时又必然发生一种反向的作
用。 无论是周公还是苏格拉底，都不甘于沦为一种集体性的牺牲品，尽
管他们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周公先是隐忍，然后是战争；而苏格拉
底先是对抗，然后赴死，但都是在与之做缠斗。
不过，这种从集体性牺牲向个人式英雄的转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
并存或混合的。确实，苏格拉底和周公各自实现了对集体性“替罪羊”的
某种超越，可是，正如郑玄不能以其书写而完全洗脱周公的“替罪羊”色
彩一样，雅典人也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 在处死苏格拉底后，他们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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