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便后悔了，又以原先对待苏格拉底的手段处理那些指控他的原告们，美
勒托被处死，另外几个指控人也被流放，阿尼图斯跑到了另一座城邦，
而那里的人们又立刻将他驱逐了。 就这样，第二批“替罪羊”被制造出
来，又一次为雅典人自己犯下的集体过失顶替了罪名。对此，拉尔修（他
恰好出生于郑玄辞世的那一年）毫不客气地讥讽道：
喝吧！ 苏格拉底，在天神宙斯那里，
因为他说你智慧，他就是智慧本身，
雅典人曾让你喝下毒药，
他们却在你唇上把毒药喝干。 （柏拉图，2019：628）
于是，雅典人在大会堂中立起了一尊铜像纪念苏格拉底，想要抵消
他们曾经加诸其身的罪名，弥补他们自己犯下的过失。 但正如拉尔修所
所说， 不止一次，“在许多别的案子里”， 他们总是“像这样后悔莫及”
（柏拉图，2019：626-627）。 那曾被指证的罪名成就了如今的荣耀，而荣
耀又随即造就了下一桩罪名。 如雅典的美勒托们一样，管、蔡之属也继
周公以后背负了几乎所有的罪责。 罪过与光荣必将凝固于同一种质料。
无论想要如何努力地以雕像、图画或文字追赠他们以显名，也无法从楷
模身上祛除那层晦暗的“替罪羊”底色。
然而，这两位主角又有实质性的差别。 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正好
是相反的。 在日常生活中，苏格拉底总是以独特的“无知之知”发问，鼓
励身边的人过一种“美好生活”，但阿里斯托芬（2015）在苏格拉底生前
便已将他描绘成一个容貌丑陋、举止怪异而口讲“歪理”的“思想者”，
这恐怕也不是无中生有。 在政治生活中，苏格拉底避免直接卷入派系之
争，既不满于寡头派，也不满于民主派；想置他于死地的阿尼图斯固然
是民主派首领，但作为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提阿斯（此人一度追随苏格
拉底）也曾立法规定“不准任何人讲授演讲术”，“想对苏格拉底加以侮
辱，……借以在人民面前毁谤他”（色诺芬，1986：13）。如前所述，杜梅齐
尔和福柯拒绝拉马丁、尼采等人那种“活着是疾病”的解释：古希腊人没
有这种厌世或避世的思想，苏格拉底不会寄希望于来世的解脱（福柯，
2018：117-119）。确实，雅典人没有发展出一种印度式的“弃世”态度，但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也过着一种“疏远”的生活，这让雅典人感
到不适。 晚年的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卷入政事，却又以哲学的方式介入了
政治。 终于，这只牛虻彻底将政治家们叮烦了，“不虔敬”和“毒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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