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21年第1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含0，这说明这一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
图 4 的第 1 幅图可知，“个体介入—娱乐导向” 型互联网使用模式与非
常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 U 型关系，这一概率期望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
势。 结合图 4 的第 2 幅干预效应函数图，我们可以发现，在 0-0.4、0.7-
0.8 分段内的干预效应函数在 95%置信区间变化过程中包含 0，这说明
在以上分段内“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干预效应并
不显著。 由图 4 左侧的响应函数图像可以发现，0-0.4 分段的不显著区
间对应于响应函数图像的下降部分， 而 0.7-0.8 分段的不显著发生于
干预水平变化的拐点处。 综合图 4 的两幅图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个体
介入—娱乐导向” 型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对非 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在
0.4-0.7 分段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在 0.8-1 分段内正向影响力衰减并趋
近消失。 结合表 4 回归分析中模型 2 与模型 4 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非常规政治参
与的影响均不显著，但由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解读：
该互联网使用类型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在全分段均不显著， 而对非
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趋势则是在中高分段提升、高分段趋近平缓。 这表
明悲观派“时间替代性假说”对非常规政治参与的预测完全背离了假设
2 的论断。 综上所述，我们拒绝假设 2“时间替代性假说”的推断。
在探究了“公民赋权假说”与“时间替代性假说”后，我们继续讨论
“个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以此

图 3：“个 体 介 入 — 娱 乐 导 向 ”型 互 联 网 使 用 模 式 对 常 规 政 治 参 与 的 干 预 效 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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