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21年第1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为 0.0556，在 2018 年为 0.095。 较为巧合的是，非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在
2015 和 2018 年均为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的 50%左右。从纵向对比来看，
常规性政治参与和非常性规政治参与的得分都有所提升， 二者在 2018
年的分值较 2015 年分别增加 67.37%和 70.09%。 与因变量政治参与行为
得分相同，4 个互联网使用行为的自变量得分也呈现出增加趋势， 其中
以公民赋权理论所体现的“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
增幅最为明显，达到 9.19%；“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
的增幅较小，为 1.29%。 在所有 4 类互联网使用模式中，“个体介入—社
会导向”型得分最高，在 2015 年和 2018 年数据中均为最高值。 相反，“集
体介入—娱乐导向”型得分在 2015 年和 2018 年数据中均为最低值。 公
民赋权理论所体现的“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较“时间
替代性假说”所体现的“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得分要
低，在 2015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中，前者的分值均比后者少 0.2 分左右。
综合来看，在控制信息消费类型维度后，集体介入型的得分明显低于个
体介入型得分，这说明中国城市网民更倾向于自己利用互联网而非通过
互联网分享讨论观点，这较为符合常规认知。 而在控制介入方式维度后，
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得分高于娱乐导向型互
联网使用模式的得分，这表明中国城市网民倾向于利用互联网获取社会
政治信息，而非娱乐资讯。
表 3 ：主 要 变 量 的 描 述 性 分 析
变量 2015 年均值（0-1） 2018 年均值（0-1）
因变量：常规政治参与 0.1091 0.1826
因变量：非常规政治参与 0.0535 0.0910
自变量：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 0.4102 0.4479
自变量：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 0.6003 0.6345
自变量：个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 0.6162 0.6698
自变量：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 0.3484 0.3529
（二）回归结果
在进行广义倾向值匹配分析前，本文先选取由 2015 年和 2018 年数
据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作为辅助性分析， 表 4 是
分析结果。 模型 1 与模型 2 是因变量为常规政治参与时的线性回归模
型，模型 2 较模型 1 增加了 4 个本研究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同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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