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20年第6期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下降，而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迅速上升。 这说明，这一时期有越来越
多的女性在完成高中（含中专）学历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女性的教育
程度整体快速上升。 而且，2011 年之后可以明显观察到非母亲的教育
程度高于母亲，表现为非母亲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和高中（含中专）
学历的比例均高于母亲，而只拥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例低于母亲。
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发现， 高教育程度女性的母职惩罚效应越来
越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力资本，当过去女性
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时，高教育程度女性的优势更加凸显。 即便生育过
子女，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由于其工作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
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不至于承受过大的母职惩罚。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高教育程度女性的相
对优势便急剧下降，此时，生育的惩罚效应也急剧增大。
（五）工作特征和生育的交互效应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工作特征变量后， 所有年份的母职
惩罚效应均有所降低。 1989 年母职惩罚效应降低的幅度为 0.6%，此后
降幅逐渐增大，2015年为 6.9%（详见表 2）。 如前文所述，工作特征包含
三组变量：工作部门、职业类型和工作类型（是否全职工作）。 我们在补
充分析中发现，在以上三组变量中，工作部门对母职惩罚的影响最大，
因此，我们将工作部门作为重点变量进行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开始加速，
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一大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党政机关、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制内部门，向民营企业、外企、个体经营等体制外
的市场化部门转移。 这种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一方面来自于
个体的自主选择， 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和再就业等造
成的被动选择。 我们将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定义为“国有部
门”，所有其他部门统称为“非国有部门”。图 11 统计了各个年份受过高
等教育的女性和全体女性样本中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比例。 可以看到，
女性在非国有部门中工作的比例自 1989 年以来显著增大。 在 20 世纪
90 年 代 初 期， 全 体女 性 中 在 非 国 有部 门 工 作 的 比 例 为 15% 左 右 ，而
2015 年达到 55%左右，即有超过一半的女性在非国有部门工作。 受过
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非国有部门中工作的比例始终低于全体女性。 通常
来讲，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越强，自主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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