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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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0·6
差异逐渐缩小。 在婚母亲的母职惩罚效应尽管也有所加大，但变化趋势
相对平缓， 与单亲母亲之间差距的缩小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母职惩罚效
应在迅速增大。
其次，母职惩罚的短期效应始终高于长期效应，说明女性在刚刚生
育结束时母职惩罚效应较大，随着距离生育时点越来越远（子女年龄越
来越大），母职惩罚效应会逐渐弱化。 母职惩罚的短期效应随时间推移
缓慢加大，这是因为子女照料中的生理性抚育负担并没有在过去 30 年
明显增大；相比于短期效应，长期惩罚效应则随时间推移而迅速增大，
说明子女照料中的社会性抚育负担（主要是教育）明显增大。 到了 2015
年前后，长期惩罚效应已经与短期惩罚效应基本持平，且有进一步增大
的趋势。
再次，我们发现，在所有年份中，教育程度越低，女性的母职惩罚越
大。 无论对于何种教育程度的女性， 其母职惩罚均随时间的变化而加
大。 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母职惩罚的变化幅度是不同的：教育程度越高
的女性，母职惩罚的增长速度越快，其中，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女性
母职惩罚增长速度最快。 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和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在母
职惩罚上的差异越来越小。
最后，1989—2015 年，女性在工作部门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非
国有部门的母职惩罚效应在所有年份均大于国有部门， 但二者在 1989
年的差距不大。 然而，国有部门的母职惩罚效应在 1989—2015 年仅仅
略有加大，非国有部门的母职惩罚效应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加大，这
导致母职惩罚效应的差距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快速拉大。
综上所述，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在关注家庭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然而， 对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女性因生育和家庭照料等母职行为所承
担的代价关注较少。 母亲群体担负日益加重的母职的同时，在职场上承
受着更大的歧视和竞争压力。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在
城镇化迅速加快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女性因家庭和生育付出的
代价越来越大，尤其是单身女性、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和非国有部门就业
的女性这三个群体承受的母职惩罚在迅速增加。 女性为经济社会发展
承担的母职责任和享受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成比例。 在我们的
研究中呈现的问题和趋势希望能引起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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