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陶淑的不同家庭边界以及与上文所谓曾家男性的第三种边界间的关系。
尽管我们将之划分为三，但也应看到三者间更贴切的关联是：无论是在
过去的家庭史还是在征迁谈判初期，曾褀英的家庭边界在事实上是得到
曾家所有男性成员的顺从的，但它却为坚持小家庭边界的陶淑所拒绝。

五、公共政治的伦理化：家的“渗透”与法外的调解

在广场谈崩之后，曾褀英夫妇不再主动与曾褀有一支对谈，而是将
这件事丢给了动迁小组。 动迁小组在得知曾褀有的存在时，感到既意外
又麻烦：一方面，按照政策，小组在已知情的情况下，必须与作为继承人
之一的曾 褀 有协商；另一方面，曾 褀 英在和曾 褀 有协商失败后，收紧了
对房产证的保管，随身携带，这也使得小组不得不帮她“摆平”曾 褀 有，
否则小组成员将无法完成任务，领取全额工资和项目奖金，还会因拿不
下谈判对象而被其他小组笑话。
值得注意的是，曾褀英扣住房产证的举动，其目的在于使推举公证
过程无法进行。 实际上，另一方的陶淑收起公公的身份证，也是出于同
样的目的。这些举动都令动迁人员或家庭纠纷的另一方受到牵制。在此
意义上，扣物证可被认为是家庭政治向公共政治“渗透”的某种有力途
径。 32
小组在 5 月底第一次约见曾褀有一支。 在这次约谈中，小组组员郝
五龙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合乎继承法的方案，即曾褀有只能分到“1/6”的
遗产份额。
陶淑：他说这个房子一分为二，奶奶一半，爷爷一半，你只
能拿爷爷的 1/3，那不就是 1/6 吗？ 奶奶那半，就她姊妹两个
（曾褀英和曾褀华）能拿，他爸爸（曾褀有）拿不到。 他就说，“你
只能拿到这个，你要真正你弄起来（指闹起来），你就只能拿到
1/6”。
郝五龙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金兰留有遗嘱，曾褀有将什么也
得不到。 上述这两个理由令曾伟一家领会到的是：第一，曾褀有的儿子
身份是不正式或不完全的；第二，金兰一定不会给曾褀 有留任何份额。
可以注意到，这两个暗示都不是依照“法”，而是依照金兰及其亲生子女

32. 但这是有条件的，如已过强拆期限，无论房产证、身份证在何处都可强制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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