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0年第4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４

农业转型有特殊的组织形态 。 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一批适
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 ， 但是这些家庭农场依然保持着家庭经营的诸
多特征 。 由于经营不同作物 ， 家庭农场本身有极大差别 ， 朱启臻 （ ２０１３ ）
调研发现 ， 种粮的农民每个劳动力最多可耕种 ３００ 亩左右 ， 但是种苹果
的果农认为夫妻两个劳动力最佳的经营规模是 ５ 亩 。 有学者调研了华
北平原的梨树和葡萄种植 ， 发现普遍的模式是以夫妻劳动力为基础经
营的 ５ 亩以下的果园 （ 付伟 ， ２０１８犪 ）。 茶叶的种植 、 采摘也以家庭经营
为基础 （ 焦长权 、 徐宗阳 ， ２０１５ ； 付伟 ， ２０１９ ）。 当然 ， 也有学者发现因资
本下乡而产生的规模农场比如菜心种植 （ 陈航英 ， ２０２０ ）， 但是这些资本
化农场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 且从事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
一定能从根本上消灭小农家庭经营 ， 改变乡土社会 （ 陈航英 ， ２０１８ ）。 因
此 ， 在一定意义上 ，“ 小而精 ” 的家庭经营依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重要方
式 （ 黄宗智 ， ２０１４ ）， 而研究这一现象也具有重要的经验和理论意义 。
家庭经营的具体内涵是农业经营以家庭为单位 ， 主要使用自有承
包土地 （ 较少大规模流转土地 ）， 依靠家庭既有劳动力 （ 较少甚至不雇
工 ）。 种植粮食的家庭农场在一定意义上也符合家庭经营的特点 ， 很多
是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基础 （ 朱启臻 ， ２０１３ ）。 有学者指出 ， 我国农业转
型的特殊性之处在于农业转型是 “ 小家庭农场而不是规模化资本主义
农场所推动的 ”， 相比于由资本主义式农业企业进行的大规模生产 ， 家
庭农业经营在我国仍占据压倒性优势 （ 黄宗智 、 高原 、 彭玉生 ， ２０１２ ）。
正是由于家庭经营的强韧性 ， 许多学者认为 ，“ 应该注重农民家庭在农
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 陈锡文 ， ２０１２ ）。
家庭经营的强韧使我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农业转型道
路 。 我国的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 、 农业资本化有极大的区别 ， 是一种
“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 黄宗智 、 高原 、 彭玉生 ， ２０１２ ）。 在欧洲工业革
命以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 由于城市化 、 工业化和国际化的影响 ， 农业
经营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 但是这一过程却是 “ 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
发展 ， 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 ； 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
落 ”（ 恩格斯 ， １９５３ ）。 马克思也描绘了圈地运动后大量农民失去农村土
地和住房而进城成为工人的历史进程 （ 马克思 ， ２００４ ： ７９７ ）。
但是 ， 我们应该看到 ， 家庭经营的根本逻辑发生了极大变化 。 在高
度商品化的背景下 ，“ 徒家庭经营不能以自行 ”， 家庭经营需要解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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