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社会》2020年第2期

科举 、 商品化与社会平等 ： 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 “ 文明化 ”

向土官权威及其限制和支配提出挑战 ， 因此 ， 朝廷的科举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应土司地区民众的要求而不断向前推进的 。 更有意思的是 ，
他们甚至在科举资格尚未得到政策许可时 ， 颇具创造性地通过货币购
买的方式取得应试的资格 ， 这种身份的 “ 货币化 ”（ 连瑞枝 ， ２０１９ ： ３４ ） 似
乎也使该地区的社会变迁没有走向全面对抗 。 也就是说 ， 对于清政府
每一阶段的科举政策 ， 壮族土司社会各阶层成员不但积极响应 ， 甚至还
走在政策的前面 。 正是因为他们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 上述 “ 文明化 ” 进
程才得以不断推进并走向深入 。
朝廷与土司地方社会这种相互响应的过程也让我们思考此地的
“ 文明化 ” 过程所具有的实质意义 。 在传统的帝国意识形态看来 ， 中华
文明有着无可置疑的普世性 （ 葛兆光 ， ２０１６ ）， 在帝国边陲地区从事 “ 教
化 ” 也是每个任职乃至流放于当地的士大夫的 “ 文明使命 ”（ 犮犻狏犻犾犻狕犻狀 犵
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 因此 ， 对于清政府而言 ， 推行 “ 教化 ” 绝非只是完成帝国对
土司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 而是期待使这类 “ 风俗荒怪 ” 的地方社会 “ 变其
土俗 、 同于中国 ”。 在这一过程中 ， 原本对地方有绝对支配权但缺少儒
学教化的土官日益被污名化成一批只会贪图享乐 、 没有道德追求 、 阻碍
社会进步的蠹虫 。 ４３ 随着科举的层层推进 ， 土司社会内部各社会阶层 ，
从原来受土官支配的 “ 私人性关系 ” 转变为面向帝国或者皇上的 “ 国家
性关系 ”（ 何淑宜 ， ２００３ ）， 他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用国家权威
向土官权威提出挑战 、 抵制乃至协商的能力 。 事实上 ， 从他们多以村落
为单位集体购买应试资格的行为来看 ， 他们对科举资格的谋求并不是
为了直接或者马上参加科举考试 ， 更多的是在争取一种不受土官控制 、
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社会平等身份 ， 即便这一身份的获得要付出额外
的经济方面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 换言之 ， 我们看到了科举制度所具备
的社会平等化的意义 。 或许在已经普及科举制度一千多年的内地 ， 人
们对这一意义与功能已熟视无睹 ， 甚或还多有失望 ， 但对土司地区而
言 ， 科举制度带来的冲击和变化让我们感受到了 “ 文明 ” 的力量 。
也正因为这一点 ， 我们能够理解文章开头所描述的这一社会场景 。
这块石碑应是在国家 “ 教化 ” 政策驱动下土民与土官协商的结果 ： 通过

４３． 在清代 ， 清政府对土司不正当性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两点 ：“ 贪 ” 和 “ 虐 ”，“ 贪 ” 是指土官因其
个人欲望而对土民需索无度 ，“ 虐 ” 则是指控土官依据其个人意志 “ 凌虐 ” 土民 （ 张江华 ，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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