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0年第2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２

础逐渐丧失 ， 他们或是出于对土民的哄骗 ， 或是与土民共谋 ， 冒着僭越
的风险 ， 将其能支配或者不能支配的这类身份与头衔出售给有需要的
土民 ， 用其残存的地方权力进行最后的套现 。
五 、 结语

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社会的控制除了军事手段 ， 还有所谓的文化
与教化 。 这也被中央王朝及其官员认为是保持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根
本之道 。 到了清代 ， 统治者因其满人身份强调 “ 华夷之辨 ” 应基于文化
差异而非种族区分 ，“ 夷 ” 能够通过教化而 “ 文明化 ” 为 “ 华 ”， 因此比以往
的封建统治者更为积极主动地在边疆地区推行科举与教化政策 。
本文发现 ， 至少在广西的土司地区 ， 清政府的这一政策取得了显而
易见的成功 。 最初 ， 清政府的这项 “ 文明化 ” 工程面向的是土司社会的
上层 （ 土官及其子弟 ）， 随后延伸到土司社会的中层 （ 客民与土目 ）， 其后
是耕种土司田地且缴纳赋税的一般土民 ， 最终连土司社会最底层的社
会成员 （ 役民 ） 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科举资格 。 也就是说 ， 通过科举
制度的层层推进 ， 至清朝末年 ， 土司地区基本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
参加科举考试 ， 也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精英 。 就此而言 ， 在广
西土司地区 ， 清政府通过科举政策的推进将该地区的社会成员从土官
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 实现了向 “ 一君万民 ”（ 何淑宜 ， ２００３ ： １１５ ） 的 “ 民 ” 的
身份转变 。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与象征体系渗透至土司地
方社会的基层 ， 成为该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 ， 因此 ， 民国初年这一地区
全面的 “ 改土归流 ” 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 ——— 国家 “ 教化 ” 的成功已为这
一结果做好了足够的铺垫 。
此外 ， 这一过程更来自于土司社会内部成员的主动应对与积极响
应 。 事实上 ， 清政府科举政策的每一次推进 ， 均来自于土司社会内部的
要求与积极争取 。 当清政府还在鼓励土官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时 ，
处于客民与土目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就已开始养成并对参加
科举考试提出了要求 ； 在客民与土目阶层获得科举考试资格后 ， 承耕粮
田与官田的社会成员中的科举人才也成长起来 ； 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
层的役民也没有放弃对文化学习及向上流动的向往 。 在每一个阶段 ，
这些因应朝廷 “ 教化 ” 政策而成长起来的本地科举人才 ， 通过不断上访 、
控告甚至组团千里迢迢赴京 “ 京控 ”（ 菊池秀明 ， ２００６ ： １７９－１８６ ），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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