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20年第2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２

免单一年份截面数据结果的不稳健性 ， 在整合包括 ３４ 个国家和地区跨
度 ２０ 多年的数据后 ， 分析结果同样显示 ， 收入差距越大 ， 民众的容忍度
越高 （ 犛犮犺狉犱犲狉 ， ２０１７ ）。 应该如何解释这种适应性偏好？霍曼斯
（ 犎狅犿犪狀狊 ， １９７４ ： ２５０ ） 认为 ， 人们认为的应然状态从长时段或滞后状态
来看更多是由他们所发现的实然状态决定的 。 社会个体需要构建关于
外部世界公正的观念或信念 ， 一旦意识到自身并不能改变外在环境时 ，
就会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 ， 以正当化其不利的地位情势 （ 犑狅狊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 或者说 ， 当某种状态较为稳定的存在时 ， 个体最终会选择接受
而非反抗这种既定的事实 （ 犓犪犺狀犲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６ ）。
与上述情境效应的解释进路不同 ， 在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探讨中 ， 诸
多研究发现 ， 个体可接受或容忍的职业间收入差距与其感知到或意识
到的职业间收入差距高度相关 （ 犞犲狉狑犻犲犫犲犪狀犱犠犲 犵 犲狀犲狉 ， ２０００ ； 李骏 、 吴
晓刚 ， ２０１２ ； 犜狉狌犿 狆 ２０１７ ）。 那么也就意味着 ， 人们的容忍度并非如 “ 情
，
境决定论 ” 所认为的那样 ， 完全由客观结构规约 ， 同时也要视个体的感
知状况而定 。 换言之 ， 个体是真实的社会存在 ， 与客观存在的事实相
比 ， 人们感知到的事实对其态度观念的影响同样重要 （ 犎犪犱犾犲狉 ， ２００５ ）。
综上而言 ， 在关于民众收入差距容忍度的直接效应探讨中 ， ３ 同时
存在客观情境影响与主体感知反应两种路径 ， 这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
联性并对个体的容忍度产生何种影响还未被以往研究所重视和讨论 ，
因此有必要将客观收入差距与民众感知差距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
分析 （ 见图 １ ）。 在方法论层面 ， 为避免极端的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 ， 本
文借鉴结构性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 （ 赫斯特洛姆 ， ２０１０ ： ５ ； 犛犮犺狀犲犻犱犲狉 ，
２０１９ ）。 也就是说 ， 我们既不认同社会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影响 ， 也
反对完全基于主体偏好和感知的解释 。 在这一分析路径中 ， 客观收入
差距所形塑的社会情境对个体容忍度的影响同时受到其感知差距的中
介作用的影响 ， 或者说 ， 客观差距是否为个体所感知 ， 以及二者之间的
传导过程 ， 是分析容忍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肯綮所在 。
我们将在下文围绕这一分析路径及客观差距与感知差距之间的关
系 ， 分别从 “ 感知偏差 ” 与 “ 情境效应 ” 两种机制出发建立研究假设 。 前

３． 需要指出的是 ， 与前文文献中的理论视角不同 ， 此处的直接效应指的是客观收入差距或感
知差距是否对民众的容忍度有统计性影响 ， 并不涉及影响效应的发生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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