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20年第2期

收入差距 、 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夺感不同 ， 进而会出现 “ 低地位 — 高容忍 ” 或 “ 高地位 — 低容忍 ” 的现象 ，
但仍难以解释为何面对较高收入差距的民众总体容忍度较高 ， 以及随
着社会变迁 ， 为何民众的容忍度会发生历时整体性变动 。
与上述微观视角的解释不同 ， 其他相关研究发现 ， 社会群体对收入
分配状况的感知更多受到宏观层面主导价值和社会共识的影响
（ 犔犪狀犲 ， １９８６ ； 犛犺犲 狆 犲犾犪犽犪狀犱犃犾狑犻狀 ， １９８６ ； 犌犻 犼 狊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犓犲犾犾犲 狔 犪狀犱
犣犪 犵 狅狉狊犽 ， ２００５ ）。 个体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有助于个体正当化其行为 、
动机或目标 （ 犇狅狌 犵 犾犪狊 ， １９８２ ： １８９ ）。 还有研究也证实 ， 能力主义取向的
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要明显高于平均主义取向者 （ 孙明 ， ２００９ ； 潘
春阳 、 何立新 ， ２０１１ ）。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 ， 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从共产主义体制下的
平均主义分配模式转向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异化分配方式后 ， 民众对

后一种分配结构的合法性有更高的认同 （ 犌犻 犼 狊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犓犲犾犾犲 狔 犪狀犱
犣犪 犵 狅狉狊犽 ， ２００５ ）。 吴晓刚 （ 犠狌 ， ２００９ ） 在对比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居民
对收入差距的公平感知后也发现 ， 与传统文化中强调 “ 不患寡而患不
均 ” 的观念不同 ， 内地民众对较大的收入差距同样有较高的容忍度 。 概
言之 ， 社会主导价值和共识观念的变迁导致民众总体看待收入差距的
态度变化 。 市场化的推进和能力主义价值的扩展使得多数民众认为特
定的收入分配结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 有利于激励个体生产和提高社
会效率 。 即社会个体的收入应与其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成正比 ， 这些
价值和贡献的大小却是由个人能力 、 教育程度等自身可控因素 （ 相对于
外生环境因素 ） 决定的 ， 故而在这些因素上形成的收入差距理应是公平
合理和可以容忍的 （ 犗犽狌狀 ， １９７５ ： ４７ ； 犇犲狏狅狅 犵 犺狋 ， ２００８ ； 陈永伟 、 陈双双 ， ２０１５ ）。
相比于 “ 自我利益论 ”，“ 社会规范论 ” 为理解民众总体容忍度的变
化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民众态度观念的差异提供了更为广适的视
角 ， 但有 “ 过度社会化 ” 的嫌疑 ， 或者说 ， 在 “ 社会规范论 ” 视域下 ， 社会个
体只是被动的价值规范接受者 ， 至于不同的社会规范如何内化为个体
的价值偏好则语焉不详 （ 刘欣 、 胡安宁 ， ２０１６ ）。 同样 ， 社会主导价值规
范的生发 、 演变和更替 ， 以及不同价值规范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表现且在
个体身上呈现的 ， 也还需要进一步辨识和讨论 。
如果将上述两种理论路径分别看作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 ， 那么 “ 新
制度主义论 ”（ 刘欣 、 胡安宁 ， ２０１６ ） 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结构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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