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6 - 《社会》2019年第5期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

后的表 ４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的“与参照对象间相对收入”变量系数显
著为正，这说明，相同年龄段、相同当前户籍所在地、相同起源户口类别
群体分别会被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视为分配公平感的参照对象。进一
步看，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中收入差距对数均显著为负，而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中却无统计显著性，这与表 ２ 中同类型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无根本差
异。总之，更换同质群体操作化后的稳健性检验说明，无论是仅考虑当
前户籍所在地属性，还是同时兼顾起源户籍类别属性的方式确定同质
参照群体，均不影响同质群体被都市移民视为参照对象的结论，而且，
更换操作化方式后，相对位置距离对不同处境中都市移民分配公平感
的非对称性影响———优势时“平等主义”和劣势时“损失厌恶”———同样
不发生改变。
（二）起源参照的稳健性检验
表 ２ 的实证结果表明，来源地居民并不会构成都市移民判断收入
分配是否公平的参照对象，但这一结论与既有研究存在明显的差异。
为了保证此解释的稳健性，笔者将在表 ５ 中通过多种方式排除潜在偏
差的干扰。第一，排除社会网络的影响偏差。亲密关系中的他者更容
易被视为参照对象，故社会网络特征成为都市移民选择参照对象所不
可忽视的因素。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分别将研究对象锁定为社会交往外地
化（即绝大多数或全部朋友为外地人）的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但与参
照对象的相对收入仍然不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最有可能与原籍地
居民比较的社会交往外地化的都市移民也不会视来源地居民为参照对
象。第二，排除迁移时长的影响偏差。迁移时间较短的移民群体会因
为与参照对象间收入差距拉大而报告更低的分配公平感，因为离开原
籍地时间有限更有可能视来源地居民为参照对象。但是，当研究对象
锁定为“迁移年限 ５ 年及以下”的都市移民时，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中与参
照对象相对收入变量仍未发现统计显著性。第三，排除操作化不当引
起的偏差。前文与来源地居民参照间相对收入操作化时，来源地居民
收入取自省级平均收入水平，并未考虑到城乡间差异。为排除户口类
别带来的偏差，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分别基于迁移前的城镇和乡村户口身
份构建了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与来源地居民相对收入的二分虚拟变
量，但仍未发现统计显著性。第四，排除流动人口特殊亚群体的偏差。
在既有研究中，老一代流动人口（龙书芹、风笑天， ２０１５ ；王甫勤，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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