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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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将宗教组织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防止宗教成为独立的社会力
量，消除其对于政治秩序的破坏（徐志国， ２０１８ ： １３４－１５８ ）。
对人类社会政治权威的第二个重要挑战是国家的公共信用危机。
休谟虽然肯定商业社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认为商业社会条件下一些
新的因素的片面发展可能对政治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１８ 世纪的英国，
政府为了发展海外殖民等事业设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公司向民众借
款，并由政府提供担保。休谟认为适度的公债对于增强政府能力和促
进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它过度发展就会带来危险。现实情况
是，政府发行债券导致了疯狂投机行为，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债
务。休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的自愿破产，即国家实行信用违约，
宣布放弃归还债权人的债务，从而使国家的信用得以重建。不过，休谟
发现，在当时英国社会，债务人和政府的执政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
益联系，这使得国家的自愿破产变得不可能。休谟认为，公共信用对英
国政府构成了极其严峻的威胁，最坏的情形可能会导致外敌的入侵，以
至于他声称按照这一趋势，“或者是信用毁灭国家，或是国家毁灭信用”
（ 犎狌犿犲 ， １９８５ ： ３６０ ）。根据洪特（ 犎狅狀狋 ， １９９４ ： ７３ ）的分析，“公共信用
兴起的原因是商业社会和国际政治领域之间不幸和危险互动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中，主权者的贪婪使其不断使用军事和外交等手段谋求对
外的利益和扩张，常常将国家拖入对外战争，引发外部危险。因此，在
休谟看来，英国的公共信用危机反映出了商业社会条件下现代政治所
需要面对的基本困境之一。国家权威建立在人们的公共信念的基础之
上，但是当非理性的公共信念与利益、权力及统治野心结合在一起，就
可能产生政治狂热，引发很大的政治风险。为了走出这种困境，社会需
要弘扬理性的声音，使得维持正义和稳健的政府成为主导的公共意见。
休谟对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的第三个担心是极端自由观念和“弱政
府”的危险。休谟认为，在商业社会条件下，一个适当的政府应该既要
反对政府权力过大，也要防止政府权力过弱，前者使政府具有压迫性，
后者则使 政 府 缺 乏 必 要 的 能 力 完 成 其 应 有 的 职 能。 相 对 于 休 谟
（ 犎狌犿犲 ， １９８３犫 ： １７４ ）谴 责 古 代 英 国 封 建 时 期 “君 主 的 奴 役 ”（ 狋犺犲
狋 狔 狉犪狀狀 狔狅犳 狆 狉犻狀犮犲狊 ）、“贵族的任性”（ 狋犺犲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犵 狉犲犪狋 ），到了
近代，在自由政府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休谟更为担心的是“大众的疯
狂”（ 犿犪犱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狆 犲狅 狆 犾犲 ）。休谟认为，一方面随着商业的发展，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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