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19年第4期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的文本结构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特点和演化逻辑，本质上又
与相声所处时代社会与政治情势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构成
了我们理解长时段下国家意志展演和表达社会民情变化的重要切入
点。郭于华（ ２０００ ： ３４１ ）在有关仪式国家的讨论中曾经指出，现代国家
的实质内涵并非只限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逻辑的一端，从本土社会
与文化中孕育生长出来的国家和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产生的基础既相
区别又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共和国作为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亦不可
避免地带有乡土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烙印。因而，关注国家与民间社会、
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态与民众观念之间
的联系、沟通和互动过程，才是认识社会构成与文化特质及其变迁之最
重要的视点。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相声文本的意义结构成为了政治
与民情交互呈现的场域，也成为了我们理解“仪式国家”的重要载体。
从总体上看，相声文本在不同时代分别呈现出了市井文化、国家建构、
国家 － 社会 － 市场三重合流的内在属性：
其一，关于相声文本的市井文化属性。相声作为起源于市井、流布
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其在清末民初的作品大多讲述的是无关紧要的“小
人物”的故事，并呈现出底层社会的“政治意象”和市井文化的重要属
性。刘宝瑞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方面以谐谑的故事塑造了两个乞丐
的形象，但同时又建构了其皇帝 － 大臣 － 乞丐的结构类型，这一作品中
呈现出的皇帝 － 大臣 － 乞丐在特殊场域内的权力关系的倒转，实质上
呈现的是当时的底层社会平民的政治想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社
会主义新政权建立之后，尽管相声经历了“改造”而从“江湖”进入了“庙
堂”，但是其依然保留着市井文化的重要面相并一直持续至今，而德云
社推出的相声新传统，恰恰是通过重新将市井文化属性赋予重要意义
而实现的。
其二，关于相声文本的国家建构意涵。建国初期，侯宝林、马三立
都与其他作家合作，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下，发挥自身的相声功
底，创作了以《昨天》、《买猴儿》等为代表的“新相声”，并得到了体制的
认可与容纳。 ２８ 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创作者自身的鲜明特色，亦能把
握住新政权建立之初的基本民情状态，即普通民众对新社会的希冀、对

２８． 这两处相声的表演者都有“曲艺团演员”作为自己的重要体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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