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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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依然保有对旧艺术形成的鉴赏能力，因而也以各种
可以为受众接受的方式来体现意识形态的“德治”与“教化”诉求，从而
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机制。而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０ 年代马季开创的以正面
宣传教育为主的歌颂相声，也同样是当时民情与政治状态的折射：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以强有力的姿
态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空间被极大压缩，这一时期的相声也
几乎赤裸裸地承担起贯彻意识形态的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与深
入，“创新”与“发展”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姜昆与梁左等民间文
学的作家相结合来试图从表面上消解过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虎口
遐想》），以轻松、诙谐的民间叙事潜移默化地扮演着“道德教化”的角
色；而以马志明的相声为代表的“津派相声”则另辟蹊径，在保留了传统
相声的精髓（故事与人物）的同时，他们的相声既不为迎合民众趣味而
“回到”传统为立身之本，也并没有突破意识形态的基本底线， ２９ 同时还
以不同方式或明或暗的承担着“意识形态植入”的功能。 ３０ 在这些历史

变迁背后，实质上乃是身处不同历史处境之下的相声艺人，结合自身的
生命历程，依据相声的基础性结构对相声作品的再生产。
其三，关于转型社会中相声文本的复杂面相。到了 ２１ 世纪，我国
的改革开 放 进 入 了 新 的 阶 段，意 识 形 态 层 面 的 连 续 性 ３１ 与 “去 政 治

化” ３２ 构成了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以
郭德纲和德云社为代表的相声“新传统”需要同时面对来自政治、市场
和社会的三重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德云社（郭德纲等）所孕
育的“相声生产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声成为“段子合集”，同现实
的政治与社会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资源（利益） ＋ 权力的格局下，在

２９． 所谓没有突破意识形态的基本底线，是指在他们的相声作品中，没有纳入被传统相声改
造过的部分，即荤段子和伦理哏，只是靠诙谐的语言、戏剧性的故事和饱满的人物形象支撑作
品。
３０．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本文只是对不同时代的相声作品所做的一个“类型学”划分，不同类
型之间的相声并非相互继替的关系。例如，与《虎口遐想》、《纠纷》同时期的《只生一个好》、
《京九演义》等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
３１． 孙立平（ ２００５ ： ４０８－４２９ ）指出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同于东欧和苏联，是在政体连续性、
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
３２． 汪晖（ ２００８ ）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来概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状态，即
意识形态上不再以直接的政治教化诉求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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