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低保动态管理率 １ 的现实水平仅为 ３％ ，这与民政部提出的 １０％ 的政策
目标相去甚远（张时飞， ２００９ ）。死亡、退休、子女结束学业等固定发生
的生命因素成为城市低保对象退保主因，因就业而退保的比例非常低
（洪大用， ２００５ ；林闽钢， ２０１１ ）。如何降低低保依赖，提高低保动态管理
水平，已成为当前城市低保政策改革的核心问题。
低保依赖问题虽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慈勤英、王卓祺，
２００６ ；黄晨熹， ２００７ ；韩克庆、郭瑜， ２０１２ ；张浩淼， ２０１４ ；马爽， ２０１７ ），但
既往研究和测量主要聚焦于低保接受者的就业意愿，鲜有研究者从“救
助接受时间长度”（ 狉犲犮犲犻 狆 狋犱狌狉犪狋犻狅狀 ）的维度探讨低保依赖问题。事实
上，就业意愿和“救助接受时间长度”测度的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救助依
赖表现，前者关心的是受助者主观上是否发生了工作动力下降的消极
变化 （ 犛犮犺犿犻犱狋狕犪狀犱犌狅狅犱犻狀 ， １９９８ ），后者关注的则是客观上受助者是否
出现了 “长 期 化 的 救 助 接 受 行 为”（ 犾狅狀 犵 狋犲狉犿狉犲犮犲犻 狆 狋 ）（ 犔犲犻狊犲狉犻狀 犵犪狀犱
犔犲犻犫犳狉犻犲犱 ， １９９９ ； 犕狅狅犱 ， ２０１１ ）。大量研究表明，长期的救助接受与就业
意愿下降并不具有必然联系（ 犇犪犺犾犪狀犱犔狅狉犲狀狋狕犲狀 ， ２００３ ； 犅犲狉 犵 犿犪狉犽犪狀犱
犅犪犮犽犿犪狀 ， ２００４ ）。借助“救助接受时间长度”指标，探究受助者长期依
靠救助和无法摆脱贫困的复杂机制，已成为西方救助依赖研究的重要
面向（ 犛犪狉犪犮犲狀狅 ， ２００２ ； 犆犪狉 狆 犲狀狋犻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７ ）。对低保接受的时间长
度进行研究，也能够为全面了解中国低保对象的低保依赖水平和影响
机制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窗口。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低保标准明显偏低（李春根， ２０１４ ；唐钧，
２０１５ ；关信平， ２０１６ ）。为何在极为有限的低保金支持下，中国城市依然
出现“退保难”现象？如果低保对象的工作积极性确如主流观点假设的
那样并未发生弱化，长时期的救助接受行为又该如何解释？除了低保
人口和低保政策设计方面的固有特征，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转
型期国家，其所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否也是低保接受长期化的贡献
因素？鉴于以横截面数据为基础的静态研究方法难以观察到救助接受
与退出的完整过程，且容易产生救助接受时长估算偏误（ 犇狌狀犮犪狀犪狀犱
犎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８８ ； 犃狀犱狉犲狀犪狀犱犌狌狊狋犪犳狊狊狅狀 ， ２００４ ），本研究尝试采用事件史
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检验西方的救助

１． 低保动态管理率是指“累计全年进出低保总人次除以全年月平均低保对象数”，参见民政
部《全国基层低保规范化建设暂行评估标准（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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