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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权益需要正式制度的落实，包括切实有效落实劳动合同法，通过正式制
度规范劳动用工。另一方面，需要官方组织或准官方组织的努力，特别
是企业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代表劳工权益，改善劳工处境，落实
劳工集体谈判权，为劳工争取更多的发展型权益。
而对农民工个体而言，在迁移过程中，同乡网络蕴含的信息与人情
机制有助于其更快地在流入地找到工作，降低迁移成本与风险。但是，
这种网络对其权益保护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维护其基本人权
等底线权益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表面温情脉脉的同乡关系
下是雇主利用亲情机制与顺从侵害劳工基本权益的现实。因此，对农
民工而言，无论是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还是更好地实现其基本权
益，都应该逐步摆脱这种网络的限制，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积累跨
越型的社会资本。
（二）创新、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直以来，社会网络被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对农民工权益产
生着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求职、职业地位、工
资收入的影响，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者的帮助几乎也已经成为定论。但
以往对社会网络的评估是整体性评估，忽视了网络的异质性与复杂性。
事实上，网络关系因为垂直地位、关系强度、网络水平地位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张春泥、刘林平， ２００８ ）。在农民工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同质
性的社会网络（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异质
性的网络有显著正向效应 （叶静怡、周晔馨， ２０１０ ）。这意味着在分析
社会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网络的异质性与复杂
性，针对社会网络不同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就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
而言，基于组织视角，农民工网络可以区分企业内网和外网，而企业内
网又可以根据网络连接双方地位状况划分为不同类型：“雇主—工人同
乡”类型、农民工与企业内部工友的同乡类型（张春泥、刘林平， ２００８ ），
还可以按照同乡地域范围大小，从省到乡镇进行分层次测量（张春泥、
谢宇， ２０１３ ）。既有关于企业内部农民工同乡网络的研究大多为案例研
究，主要分析其对企业劳动体制的影响，对农民工的情感认同与控制，
很少 聚 焦 于 同 乡 网 络 对 劳 工 权 益 的 影 响 （如 犔犲犲 ，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 犘狌狀 ，
２００５ ）。关于企业内部农民工同乡网络作用的量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网
络对收入的影响（如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犡犻犲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魏万青， ２０１６ ），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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