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201902

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迁移一般被视为移民的特殊类型（蔡禾、
王进， ２００７ ）。中国人口流动中也存在类似族群网络———以同乡为纽带
的迁移，在迁入地或工作地形成同乡网络（代表性研究有刘林平， ２００１ ；
唐灿、冯小双， ２０００ ；王汉生等， １９９７ ）。这也使得农民工在工厂中被各
种同乡网络包围（ 犘狌狀 ， １９９９ ）。国内大部分研究对同乡网络的作用持
正面看法，同乡网络被视为农民工的重要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收
入与社会融合具有积极影响（ 犣犺犪狀 犵 犪狀犱犡犻犲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魏万青， ２０１６ ；
张春泥、刘林平， ２００８ ；张鹂， ２０１４ ），甚至成为在企业内部落实劳工组织
权与谈判权的重要推动因素（汪建华等， ２０１５ ）。
具体而言，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影响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
面：一是信息机制。对移民或农民工而言，利用同乡网络带来的信息优
势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条件更好、工资收入回报更高的工作；对
雇 主 而 言，通 过 熟 人 网 络 能 找 到 工 作 能 力 更 强、更 称 心 的 员 工
，
（ 犕狅狀狋 犵 狅犿犲狉 狔１９９１ ；张春泥、刘林平， ２００８ ；叶静怡、周晔馨， ２０１０ ）。二
是信任机制与维权成本。蔡禾与贾文娟（ ２００９ ）的研究指出，即便是欠
薪高发的建筑行业，“亲戚、老乡等社会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工资欺瞒行为，在这些人之中也很少发生包工头
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同乡关系降低了侵权维权的成本，被欠薪的工
人认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也相对容易。三是
人情机制的作用。社会网络是一种互惠网络，以同乡、亲戚网络为基础
进行招募管理的工厂企业，同乡网络或亲戚关系更多地成为劳动控制
的绊脚石，“在层层叠叠的社会网络交织之下，威吓性的劳动控制变得
模糊、暧昧且处处受阻”（彭窻， ２００７ ）。因此，在人情法则的作用下，企
业内同乡网络事实上对农民工的权益起到了保护作用，劳动过程中的
人身侵权等恐吓性控制手段较少被采用。
总之，这些研究认为，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有着积极的影响。基
于信息优势，农民工能找到与自身要求更为匹配、条件更好的工作；基
于成本机制，雇主—工人同乡关系降低了恶意欠薪的可能性，也有利于
农民工以较低的成本去维护权益；基于人情机制，网络双方的角色定位
与期盼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雇主对农民工采取侵犯人身权益的过激手段。
移民研究强调同乡网络的积极作用也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
批评者（ 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犖犲犲 ， １９８７ ）指出，族群网络中的文化性认同也是雇

· １ ６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