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时大力展开“启迪民智”的教育实践。此为当时培育民主基础的两大抓
手，两者同时进行。
对于地方自治，前述严复、攻法子所言将其作为“代议政治之基础”
的思路在当时其实非常普遍。不仅支持立宪的康、梁等人多次发表类
似言论，支持革命的《浙江潮》等刊物亦刊文阐发“人人携其私智，出其
私力，奋其私一国、私一省、私一府、私一州县、私一乡区之热心，以图救
其私一国、一省、一府、一州县、一乡区之私人”的观点。 ７０ 从中可见，藉
由类似“差序格局”的关系原理来逐步培养、磨砺并最终提炼现代国民
意识和群体观念的思路获得了不同政见人士的广泛支持。
至于启迪民智，则开始流行于 １９０１ — １９０３ 年间。当时大量以“开
民智”为宗旨的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乃至画报、白话报以及小说、戏
曲、戏剧改良等推动平民启蒙的团体活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全国各
地不断涌现。这场公益启蒙运动的实践者不仅是康、梁之类的饱学之
士，还包括各 种 身 份 的“志 士”乃至 商人、平 民和 女 眷（李 孝 悌， ２００１ ：
５２ ）。与此同时，被启迪的对象也不再如戊戌之际仅限于读书之人，而
是扩大到女性、孩童甚至残障人士。这便直接促使了慈善领域转向“授
人以渔”和“教养并重”的近代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清季十年前后崛起的趋新人士可谓近代意义上的
首批公益群体。他们尽管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有的拥护立宪，有的力
主革命，还有的面目模糊，不断变化，却始终共享着某种以西方作为参
照的现代强国之梦，而且坚信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方能实现。而支持这
一变革的整套理论正是群学，所以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不仅嵌入
在群学对于公私问题与群己关系的逻辑建构之中，而且落实在其对于
基层社会改造的具体设计之内。在这一时期，“公益”一度与“群学”交
替使用。
至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公益”的几种新生语义之所以全部包
含着现代国家的建构意指，是因为它们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
支持国家制度转型的核心理论和具体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铁路
语境里的“公益”尽管大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但实际的操作却表明
地方利益的话语往往更具号召力。如此“表里不一”的情势在述及“地

７０． 参见《公私篇》，载《浙江潮》 １９０３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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