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18年第6期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方公益”、“自治风潮”以及“公益捐”等事项之时也偶有出现，要理解这
其中的内在张力，则需将讨论的时段再往前溯。
大量研究表明，以省界意识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在晚清非常盛行（胡
春惠， ２０１１ ： １－２３ ；许纪霖， ２０１５ ；马陵合， ２００６ ）。咸同年间，为应对太
平天国起义，清廷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地方督抚获得军事实
权，军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逐渐形成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的局面，学
界谓之“外重内轻”（李细珠， ２０１２ ： ３６３－３６４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洋
务运动兴起，在“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下，地方督抚与本地绅商
结合益加紧密，一度形成“绅商不分、绅商一家”的局面（胡春惠，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０ ）。独立的地方财政加上独立的军权即构成了沟口所言清末“乡
里空间”的力量充实。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在甲午以后被维新思潮所取代，新的救国思路
将重建一个政治稳定、主权独立的集权式现代强国作为改革的终极目
标，并于庚子以后上升为国家新政。 １９０６ 年，清廷预备立宪，实施官制
改革，欲以此收 回 先 前 下 放 到 地方 的 军 政 权 力 （李 细 珠， ２０１２ ： ３６３－
４１１ ）。因此，至少在咸同年间到官制改革以前，地方势力都在持续上
升，而这一时段又同时包含了维新思潮对国家本身（国家全体）及其构
成分子（国民个人）关系的统合努力（参见梁启超， １９９９犫 ： ２０６１ ）。许纪
霖（ ２０１５ ： ３０ ）对此总结道：
晚清政治以富强为目标，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呈现出两个
互相冲突的趋势：一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朝廷试图借助改
革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政府的财政吸取能力；另一个以地方自
治的名义，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力图实现地方
的自主性。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都有这样的特点。
于是，在地方势力与国家话语同时增强的这一时段，地方事业的建
设虽经常被统合在爱国合群的话语之中，但实际的操作过程却往往带
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程度的排外情绪，尤以收回利权运动的表现
最为明显。周锡瑞（ １９８２ ： ８６ ）的研究发现，当时“外省商人一般很少同
情和较少可能参加收回利权运动和其他爱国运动”。时人亦批评：“我
国对于一省丧失权利之事件，类能攘臂力争，而关系全国休戚者乃反漠
然视之，徒知 有 地 方 情 感，而 国 家 思想 销沈于 若有 若 无 之 间，至 为 可
痛。”（明水， １９１０ ： １７ ）如此便解释了戊戌以后“公益”概念的语义格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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