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围”（ 狉犪犾犾 狔 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犳犾犪 犵 ）效应（简称“团结”效应）。在 国际关系研 究
中，面对外生冲击或国际性危机时，由于政治精英的修辞渲染、媒体报
道等，公众 对 总 统 等 领 导 人 物 的 政 治 支 持 可 能 在 短 期 内 迅 速 提 高
（ 犅犪犽犲狉犪狀犱犗狀犲犪犾 ， ２００１ ； 犅犪狌犿 ， ２００２ ； 犌狉狅犲犾犻狀 犵犪狀犱犅犪狌犿 ， ２００８ ）。这是
一种类似应激反应的公共心理效应。比如，“ ９ · １１ ”恐怖袭击发生后，
在媒体各种情绪化的宣传与报道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团结一致、同仇敌
忾，大力支持了时任布什政府的反恐计划（ 犖狅狉狉犻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３ ）。与
这种心理机制相似，面对汶川地震这一天灾，各地公众通过献血、捐款、
志愿活动等支援灾区，许多 犖犌犗 也组成了救灾团队协助政府救助，并
表现出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高度支持（ 犜犲犲狋狊 ， ２００９ ）。
同时，作为外生变量的自然灾害也会通过影响公众对公共救援的
期待，进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支持。通常而言，洪灾、旱灾和地震等自
然灾害越严重，公 众 对 公 共 救 援 的期 待越 高（ 犃犫狀犲 狔犪狀犱犎犻犾犾 ， １９６６ ）。
而且，这种期待很可能在短期内转换为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支持。
在这种期待与“团结”效应的感染下，如果领导人能够在灾后第一时间
进入救灾和重建现场，或者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资源投入救
灾和灾后重建，都可能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 犇狉狌狉 狔犪狀犱犗犾狊狅狀 ， １９９８ ）。
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森林大火后慰问灾区的“示范效应”
（ 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犲犮狋 ）使其本人和执政党在灾后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
持（ 犔犪狕犪狉犲狏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 ４ ２００２ 年德国发生易北河洪灾后，在该年的
选举中，得益于大量的救助政策，受灾地区对执政当局的支持率至少上
升了 ７ 个百分点，在 ２００５ 年的选举中受灾地区的支持率增加了 ２５％ ，
这一“选民的感激”（ 狏狅狋犲狉犵 狉犪狋犻狋狌犱犲 ）效应直到 ２００９ 年的选举 才消 失
（ 犅犲犮犺狋犲犾犪狀犱犎犪犻狀犿狌犲犾犾犲狉 ， ２０１１ ）。相关研究也表明，政府的赈灾财政
支出（而非灾害预防支出）会受到公众的“褒奖”，进而增加政治家在选
举中获胜的概率（ 犎犲犪犾 狔犪狀犱犕犪犾犺狅狋狉犪 ， ２００９ ）。
但是，这种应激性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和转化，很
可能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短期的公共救援措施与长期的灾区治理绩效

４．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当天即到达成都，并在此后近一周内走
访受灾地区，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重访灾区；时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前往灾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这无疑给予灾区和全国公众巨大的精神鼓励。相
关报道参见中国政府网，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 犵 狅狏．犮狀 ／ 犾犱犺犱 ／ ２００８－０５ ／ １２ ／ 犮狅狀狋犲狀狋 ＿ ９６８７１１．犺狋犿 ，访问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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