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状况的相对了解，灾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往往成为第一线的救助者。
另一方面，在灾后初期，为了营造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救灾的氛围，中
央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式也相应发生改变（邵培 仁、潘祥 辉， ２００８ ）：除
了及时充分传达灾区信息之外，中央媒体会更多、更密集地报道宣传
地方公职人员的日常 救 灾 与 先进 事 迹，对 地方 干部的 负面报 道则相
对较少（ 犔犪狀犱狉 狔 犪狀犱犛狋狅犮犽犿犪狀狀 ， ２００９ ）。 ８ 考虑到民众对 中央政 府 官员
的信任程度通常已经很高，边际增长效应有限，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
信任程度则有较大的 边 际增 长空 间，强力 的救 灾举措会使公 众对地
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增长更多。基于对上述两种机制叠加作用的
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 ：相对于地震前，地震后公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信任程度的
边际增长变化存在“央弱地强”的“反差序”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８ 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 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犛狌狉狏犲 狔 ）数
据，在个体层面检验上述假设。该项调查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
美国德州农工 大 学 （ 犜犲狓犪狊犃牔犕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 狔 ）合 作 进 行。调 查 时 间 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６ 月 ７ 日，即“ ５ · １２ ”汶川大地震前 ３９ 天至地震后
２６ 天。该调查采用 犌犘犛 ／ 犌犐犛 （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辅助的区
域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地理行政划分和城乡差异将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
（港、澳、台除外）分为 １６ 个层，依照比例分层的方法共抽取 ７５ 个县区
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狉犻犿犪狉 狔狊犪犿 狆 犾犻狀 犵狌狀犻狋狊 ， 犘犛犝 ），每个县区中再选取
狆
两个乡镇或街道作为次级抽样单位（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 狔狊犪犿 狆 犾犻狀 犵狌狀犻狋狊 ， 犛犛犝 ），
共选定 １５０ 个乡镇／街道。然后在各乡镇／街道使用与单元格人口密度
成比例的 犌犘犛 ／ 犌犐犛 区域抽样方法抽选单元格，在每个单元格内部按照
等距抽样的方法抽选受访地址，在受访地址内按照 犓犻狊犺 抽样表抽取一
名符合调查条件的成年人作为受访人，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 （严洁等，

８． 在汶川地震“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名单”中，一半以上的为不同层级的地方公职人员，包括县
级市主要干部、职能部门负责人、基层公安干警、乡镇办事人员等，中央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详
细的报道，参见人民网， 犺狋狋 狆 ：／／ 狆 狅犾犻狋犻犮狊． 狆 犲狅 狆 犾犲．犮狅犿．犮狀 ／ 犌犅 ／ １０２６ ／ ８１４７６０３．犺狋犿犾 ，访问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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