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塑形，最终构成脸谱的表情。
那么，民调造假了吗？以笔者的全程跟踪观察来看，并没有。然而，
民调原本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如何变成了权力入侵的政治过程？在统计
学原理和民调方法论的双重保障下，民意为何还能被制造？上述问题让
我们回到最初的疑惑———技术治理能够完成其使命吗？如果民意调查
技术依然不够严谨，那么大数据治理（张海波， ２０１７ ）行不行？智慧政府治
理（胡税根、王汇宇， ２０１７ ）行不行？复杂系统范式的治理（范如国， ２０１５ ）
行不行？ ２８ 从我们对民意调查全过程的剖析来看，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
在于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严谨程度，而是技术治理的逻辑。当民调技术将
“潜在”的复杂民意转变为“实在”的民意数据和指标时，民意被一步步化
简、压缩。在此过程中，再严格的技术都只能保证化简的程序“合法”，而
化简的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
理论上，调查可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去压缩民意，直至形成一个数
据。同样是反映民意，研究者调查出来的是民意，难道政府调查的就不
是民意了吗？又或者，民意不是实体而是建构物，根本没有它应该有的
状态。不同的民调目标促使不同的操作者如社会科学研究者、媒体或政
府选择其各自感兴趣的议题；不同的视角、经费或人手等方面的考虑促
使他们选择不同的调查和抽样方式。上述这些因素都不是民调技术所
能规定的，却把民调引向不同的化简方向，得到截然不同的民意。同理，
政务微信／微博技术解决不了页面新闻或推送千篇一律的问题，网格化
治理技术解决不了网格员拍照上报容易解决的事务的问题，舆情监测平
台无法实现对事件识别、分类和定性的现实考量，正如清代严密的征税
技术规避不了衙役、书吏、长随对百姓的轮番勒索。技术并没有被扭曲，
只是技术对操作者的意志无能为力。
行文至此，技术治理的悖论逐渐清晰。正因为技术的使命是通过
化简可能性的方式把事物引出来，它必然为操作者预留了指引化简方
向的权力。正因为治理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照料”和“指引”，国家“照
料”社会的过程， ２９ 是把社会朝着特定方向化简并引出来的过程。国家
通过技术治理打量社会的同时，也在制造其眼中的社会，它必然会把自

２８． 事实上，网格化治理、精准化治理、协同治理的理念已然在基层治理中流行起来，具体的实
践有全响应网格（刘冰， ２０１６ ）、综治大联动（陈慧荣、张煜， ２０１５ ）、政务微信（郑磊等， ２０１５ ）等。
２９． “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之外，不应该寻求对其
他任何事物的利益。”（柏拉图， １９８６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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