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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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２０１５ ；王汉生、王一鸽， ２００９ ；陈家建， ２０１３ ）。这些行为特点和动员
能力是如何形成的？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地方性人
事网络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人事往来渠道同时也有利于信息沟
通、情感交流和资源动员。这种重叠交融的网络结构有利于不同机构
部门进行跨部门、跨领域的交流和动员，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有效
性。官员流动的层级分流模式意味着，官员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自
上而下调遣流动的官，同时又是在某一行政领域中固守的吏。层级分
流的特点导致直接上下级层级间有着密切的人事联系，但在此之外向
上或向下层级延伸触及的可能性则急剧下降（即假设 Ｈ５ ）。
在以上实质性发现之外，本文针对地方官员空间流动提出了一系
列的分析概念、类型和测量。我们区分了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这两个
不同维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四种不同流动类型（见表 １ ）。针对地方性人
事网络，我们从“地方性关联度”和“全网整合度”这两个维度提出了四
种不同的治理模型（见表 ２ ）。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针对人事流动的
规模和方向、人事网络结构运用了一系列测量，并利用这些概念的分类
和测量来呈现和分析经验材料。这是本文建立分析和测量工具以推动
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初步尝试。
最后，本文的资料、研究中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技术测量都有很大的
改进余地。我们的资料不是完整无缺的：地市级资料个别年份尚有缺
失，区县级资料只有两个地级市辖区部分年份的信息。本文的经验材
料报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资料局限性的影响，有待更为精细的研究
工作来修订我们的分析和发现。本文提出的有关流动的类别概念和测
量只是初步尝试，我们的分析大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统计模型上的检
验，更不是因果性检验基础上的发现。这些方面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改进。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人事流动网络只是中国政府中
各种活跃的网络关系（如同乡、同学、同事、婚姻等基础上的社会网络）
之一。这一网络与其他网络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我
们希望本文可以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希望今后的研究工
作可以批评、改进和修正我们的研究设计、概念、测量和研究结论，推动
中国政府体制研究工作的深入性、系统性和可累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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