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18年第3期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回报高于男性，也就是说，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收入回报存在性别差
异。与男性相比，女性通过选择性途径获得非农户口后可以得到较多
的经济回报。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２犫 得到了验证。这一研究结果可
能与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导致女性在获得提升个人能力的资源上具有劣
势有关。此外，由于职业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十分巨大，也可以尝试从职
业的性别差异角度来解释：首先，男女两性在职业准入上存在差异，也
就是说男性的就业面更广，其就业的相关限制更少；其次，相对于男性，
更多的女性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而选择性“农转非”人群中的女性多
是农村女性群体中的精英，因而，若女性能获得非农户口并进入主要劳
动力市场，其收入就会与农村女性产生巨大差距；而在男性群体内部，
这种收入差距并不如女性那样大（刘泽云， ２００８ ）。因此，就选择性“农
转非”群体的正向收入效应而言，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在时间（历史）维度下进一步探讨了选择性
“农转非”群体户口转变带来的收入回报变化。数据结果表明，在控制
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就女性群体而言，在户籍制度改革以前，通过选
择性途径实现“农转非”的女性群体其收入比同时期的女性流动人口高
３２．７％ （ 犲 ０．２８３ －１ ， ＜ ０．０５ ）；但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上
狆
述两类女性群体的收入并无显著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就男性群体而言，在户籍制度改革以前，通过选择性途径实现“农转非”
的男性其收入是同时期男性流动人口的 １．１ 倍（ 犲 ０．２８３－０．２２３ ， ＜ ０．１ ），而
狆
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上述两类男性群体的收入无显著
差异。模型结果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户籍制度改革前，通过
选择性途径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其收入高于同时期的流动人口；而到
了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其收入优势与同时期的流动人口相
比下降或消失，这实际上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２犮 。
此外，本研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从
户籍制度改革前期至改革后期，相比于同时期的女性流动人口，非农出
身的城市女性群体的收入优势逐渐减弱，但仍存在；但就男性而言，相
较于同时期的男性流动人口，非农出身的城市男性的收入优势仅在户
籍制度改革前存在，在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其收入甚至稍低
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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