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2018年第3期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二）户籍制度改革：基于本研究的一些启示
如图 ３ 所示，在时间历程下，选择性“农转非”所占的比重呈明显的
下降趋势，而政策性“农转非”所占的比重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
通过征地实现“农转非”的比例进入 ２１ 世纪后快速上升，这反映了时期
政策需求下“农转非”路径深刻变化之因。可以预见的是，政策性“农转
非”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户籍制度转变的主要方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在《政府工作报告》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旨演讲
中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６０％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４５％ ”“中国还在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
可见，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将是
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 １９７８ 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 １７．９％ ，近年
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２０１１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１．２７％ ，在历史上城

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乡村常住人口； ２０１６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７．
３５％ ，且仍将保持增长的势头。然而，鉴于户籍不仅记录和反映了个人
的社会信息，还蕴含着个体享有的权利范围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陆
益龙， ２００４ ： ５４ ）。我们计算出中国当前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 ３５％ 左
右，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近 ８０％ 的城镇化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主流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可以预见，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会继续，
更多的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将通过包括征地在内的政策性“农转
非”途径成为户籍上的城镇人口。
城乡人口的流动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村户籍人口都想转变为城镇人
口（ 犆犺犲狀犪狀犱犉犪狀 ， ２０１６ ）。在城镇化过程中，尤其是户籍地“撤村设镇”式
的整体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上楼房”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改变其
为了获取农民手中的土地并将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利益导向（ 犃狀犱狉犲犪狊
犪狀犱犣犺犪狀 ， ２０１６ ； 犣犺犪狀 ， ２０１７ ），特别要考虑到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相关利
益问题。相关研究指出，只有在政策上照顾农民利益，才能解决相应的
问题（高勇， ２００４ ；卢海元， ２００３ ；赵锡斌等， ２００３ ）。尽管“农转非”有效地
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学者们对此并非都持肯定态度。一些研究发现，
政策性“农转非”群体内部差异较大，很多农民“农转非”意愿不强，对政
府的安排并不满意（杜洪梅， ２００４ ；毛丹、王燕锋， ２００６ ；吴绍琪、薛育余，
２００４ ）。多数农民获得的补偿款在购房后所剩寥寥，且他们大多数没有
稳定的工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其生活境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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