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
转非”群体户籍身份转变后正向的收入回报效应逐渐式微。户籍制度改
革前，通过选择性途径实现“农转非”的群体与同时期的流动人口相比收
入较高；而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其收入优势与同时期的
流动人口相比缩小或消失。总的来说，这一结论符合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不断深化的进程。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中国部分省区市陆续出台了《城市户
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着力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居民户口
代替以往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郭虹，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
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诸多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
改革方案，且开始尝试取消农业户口。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也发
现，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通过政策性途径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其收入
反而低于流动人口，这也许是部分农民市民化意愿较低的一个原因。大
量农村人口在制度安排下转为城市人口，却没有与之配套的从事新职业
的相关培训和教育，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由此
带来的影响目前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仍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乡镇本身并
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城乡差别太大，“农转非”群体要真正成为“居民”还
需要一定的过程（郭虹， ２００４ ）。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正在着力的重要政策动向
之一。未来，约 ２．７ 亿的农民工以及仍旧生活在农村的数以亿计的农民
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在地区与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当下，农村人口大
量流入发达城市，造成大城市的拥堵，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城镇没有足够
的就业岗位，不足以吸纳更多的流动人口，在此情境之下，户籍制度改革
的中心却依然是放开中小城镇的落户门槛，这可能会成为今后一些社会
矛盾的制度性来源（ 犆犺犪狀犪狀犱犅狌犮犽犻狀 犵 犺犪犿 ， ２００８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的
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我们必须认识到城镇化的核
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真正把握了广大农民以及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
愿，才能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为手段
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就此进行拓
展和深化。首先，本文在考察“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回报效应时，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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