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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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史回顾及研究背景

（一）学术史回顾
马克斯·韦伯（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７８ ）指出，欧洲城市与乡村社会的土地产
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在中华帝国时期，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城
乡“合治”，社会结构 与 文 化 表征 存 在着“连续 一体”的 现象（ 犛犽犻狀狀犲狉 ，
１９７７ ）。城市通常由管辖全县城乡的县衙门兼管，没有专设的城市管理
机构。城市土地既无专管部门，在法律上也无相关规定，在城市房地交
易中也使用与乡村土地契约极为相似的契据。因此，在 ２０ 世纪现代国
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城市土地产权如何厘定和确立是一个值得深入
探讨的问题。
以往关注近代中国城市土地产权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描
述城市土地行政管理或法律制度（贾彩彦， ２００７ ；杨士泰， ２０１０ ；刘一民，
２０１１ ）；二是研究土地产权观念的变迁，特别是从业权到所有权的转变
（马学强， ２００２ ；陈癑， ２０１４ ；杜正贞， ２０１７ ）。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强调西
方土地管理经验、司法实践及产权观念的影响。在第一种研究取向中，
研究者往往对制度的运作实施较为忽略。在第二种研究取向中，研究
者关心人们对土地产权认知的转变，而不区分城市或乡村。在帝国时
期中国社会没有专门城市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城市和乡村并无清晰的
辖地边界。在 ２０ 世纪现代国家建立市政机构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
界日渐清晰，城市公用土地与私人土地的边界亦逐渐被厘定。这意味
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是考察城市土地产权变迁不可回避的因素。
在有关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中，学者们关心国家权力的
扩张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国家权力向下扩展对地方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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