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郑振满， ２００９ ；刘志伟、孙歌， ２０１６ ）；王明珂（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等则推进了华
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而布洛维（ ２００７ ： １２１ ）所谓的“拓展个案法”，
其中重要的面向也是将田野工作向历史研究拓展。可以说，今天的社
会学和人类学若想在费孝通所开创的研究格局上进一步推进，就必须
在没有国家的社会分析、没有人物的结构分析和没有历史的现实分析
这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人们通常告诫社会学家不应躲进故纸
堆，而埃利亚斯（ 犈犾犻犪狊 ， １９８７ ： ２２３－２２４ ）却提醒我们：社会学家不应都退
到现实研究中。实际上，丧失了历史眼光的现实研究也就丧失了社会
学的想象力，只能一地鸡毛式地“讲点情况”，在时政的指挥棒下一味跟
风乃至抽风。
《大河》是现实田野与历史田野的结合产物，历史研究嵌套在现实
分析中。这种嵌套有一明一暗两种类型。从明的类型来说，对大河移
民的历史研究与对三峡移民的现实研究是嵌套在一起的。《大河》主体
每一章的第一节是三峡移民的叙事，其余是大河移民的叙事。实际上，
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叙事技巧上的考虑，而是来自田野真实的历程：现实
困境与历史遗留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现实材料与历史档案交替出现
在笔者的文件箱里。从暗的类型来说，虽然《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
治》（应星， ２００９ ）的出版比《大河》晚了八年，但这两本书的田野工作实
际上是同时在同一乡村展开的，前者是《大河》的“前史”。尽管笔者在
《大河》的写作中并没有提及村史的故事，但这种双重嵌套无疑有助于
自己对大河事件、人物和民情的深入理解。
当结束挂职锻炼回到北京后，笔者初步估算了一下从田野带回来
的大河上访史资料，大约有几百万字之多，其中，根据这些资料做的大
事记就达到十多万字。经过反复的考虑，笔者最后决定以此为博士论
文主题，并尝试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文“讲故事”，另加分析性的
注释和结语。关于叙事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笔者已有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应星， ２００１ ： ３３７－３５６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 ）。

四、余论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田野工作是在二十年前进行的，写作也
距今有十多年了。虽然笔者当年在田野中有一些经验直觉，但远没有
达到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本文是对当初的经验直觉的澄清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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