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7年第6期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运用契约论和“ １７８９ 年原则”赋予的政治权利，挑战世俗国家的合法性
权威。基于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各种学说、兴趣、癖好、取向，以及形形
色色的信仰都趁虚而入，个人、族群会因为价值观念引发激烈的对峙。
然而，道德中性的国家无法介入其中，甚至不能把分歧摆在公共平台上
进行辩论，否则就要被指为滥用权力，违背自身的政治基础。为保护良
知自由而赋予国家的权力，反过来可能因为个人自由的优先性，而引发
个人对国家的强烈否定，国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
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机器”（吴增定， ２０１２ ： ２３ ）。
更加悖谬的是，国家的暴力属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世俗
化的国家无力在价值冲突升级进而对人身造成伤害之前，就主动表明
自己的立场，即便后果严重，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给予惩罚。然而，
惩罚本身在反对者眼里早就失去了道德性，只是表明国家权力的残暴，
作为个人唯有以暴易暴，其反击具有某种道义属性，甚至神圣性，世俗
化的国家焉能抵挡。
冲突各方对国家均不满意，国家在众人的咒骂面前畏首畏尾，噤若寒
蝉。国家的合法性成了紧箍咒，它悲切同情的哀鸣宛如自己敲响的丧钟，
泣血的告白换来的是无情的嘲弄。前进一步是自杀，或裹足不前坐以待
毙。
第二，世俗国家失去个人对它的忠诚，二者之间的感情纽带断裂。
国家无法在信仰和道德层面实现社会团结，公民的身份不足以弥合各
方分歧，父母之邦已非桑梓之地，异域他乡亦非故土家园，旧人、新人都
成了“异乡人”。为了摆脱“在地的”孤独感，人们纷纷在情感上疏离她，
寻觅更具同质性的共同体。人们返回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更具凝
聚力的领域，或者组成兴趣爱好相近的、碎片化的团体，重新寻觅归所，
社会被撕裂。新的认同又会引发种种自主的诉求，进而反作用于政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否决这些“要命”的主张呢？
由此，我们看到了 １９０５ 年法案的困境，一方面，国家的世俗性、中
立性是保障个人良知自由的前提，良知自由代表了个人主义的更高阶
段，从此个人的灵魂、信仰、价值观这些深层次的、精神内在的问题，完
全交给个人自决，国家不再以政治权力支持某些宗教来主导个人的自
由意志。不过，这仍然无法避免个人自由所引发的对国家合法性权威
的质疑，甚至在个人间、群体间价值冲突的时候，成为瓦解国家、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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