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观察出来时，也往往可以借助某种人为的方法使它出现”，而这种人为
的方法正是统计学。涂尔干明确指出，“统计学为我们提供了使它们分
离开的办法”。他阐释道：
实际上，它们（指社会事实）在统计学上是以出生率、结婚
率、自杀率，即用出生、结婚、自杀的年平均总数分别除以已达
生育、结婚和自杀年龄者的年平均总数所得出的数字精确无
比地表示出来的。因为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加区别地
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情况，而能够对现象的产生起一定作用的
个人差异则在数字中相互抵消，从而影响不了这一数字。这
一 数 字 所 表 示 的 ，只 是 集 体 精 神 的 某 种 状 态 。（迪 尔 凯 姆 ，
２００９ ： ２９－３０ ）
按照涂尔干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
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涂尔干的主要目的是要
“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
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
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迪尔凯姆， ２００９ ： １２５ ）。所以，涂尔干也试图通
过统计学来把握甚至支配社会的法则。
因此，统计学对这两位社会学家都极为重要。无论是塔尔德所谓
的模仿律，还是涂尔干用以表达社会事实的出生率、结婚率和自杀率，
这些关乎“社会”存在的假设，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统计学来呈现和证
成。然而，由于两人通常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立
场，不禁会让人联想到：进入 １９ 世纪之后，当社会或文化开始取代个体
成为道德科学的分析单位，孔多塞的社会数学也被强调世界状态而不
是心 理 状 态 的 道 德 统 计 学 所 取 代 之 时 （ 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２０１０ ： ４４ ； 犇犪狊狋狅狀 ，
１９８８ ： ２９８ ；叶启政， ２００１ ： ８－１０ ），被涂尔干批评为还在做心理学研究并
于 １９００ 年入选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的塔尔德，又能发展出什么样的
“社 会 ”科 学？ 相 比 涂 尔 干 在 道 德 统 计 学 上 与 凯 特 莱 （ 犃犱狅犾 狆 犺犲
犙狌é狋犲犾犲狋 ）之间 明 确 的 传 承 关 系 （叶 启 政， ２００１ ： ３５－４１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１９９８ ： ９６－１０１ ），两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实质区别？这些问题无疑是有趣
且重要的话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达斯顿（ 犇犪狊狋狅狀 ， １９８８ ： ２９８ ）的讲法，凯
特莱的“社会物理学”意味着从道德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完成，而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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