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17年第5期

构造组织观念

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一个结构视角的答案。它强调，人
的社会经济特征，可以解释价值认同及分歧的来源。根据这一理论，人
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群体内部———职业、阶级、民族、教育、性别等
等，与同群中的其他人享有共同的利益，自然产生相近的价值观和组织
认同。这是因为他们具有的社会结构特征相似，比如同属于无产阶级，
都受到剥削压迫，经济利益相似，共享的价值观念及阶级认同就会产
生。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此原理被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基于这一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价值观，是经济基础———人们的社会结
构地位———所决定的共同利益之表现形式。
这一理论的解释度较广。但如果这里核心的逻辑是“利益影响认
同”的话，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因为人们对利益的认知，不仅来自他
们的社会属性，比如经济社会地位特征，还可能来自他们所处的意识形
态及政治环境，也就是上层建筑本身。更重要的，前者是前在的、清晰
可辨的确定利益，后者则是时常变动、有分辨难度的不确定利益。如果
此处的“利益”是指一定环境下、个人对自己重大利害的关切，指出这些
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利害关切，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提出
这一问题：在人们的社会结构特征之外，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重新构
建人们的利害关切，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特劳戈特和魏昂德运用不同的历史案例发现，政治及组织环境的
急剧变化，对于价值的构造和组织选择，进而判断———什么对自己是首
要利益———会产生重大影响（ 犜狉犪狌 犵 狅狋狋 ， １９８０ ： ３２－４９ ； 犠犪犾犱犲狉 ， ２００６ ：
７１０－７５０ ）。如果假定个体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他们观察环境的变化并
理解新的信息，然后选择取舍，那么他必须先明晰，新信息与自己当前
及未来关切的关系，才能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为了便于生存，人的利
益关切之重要性排序会随同环境而变。
政治社会学研究发现，组织环境、尤其是权力关系、威胁的指向发
生变更的情况，往往会创造新的利益组合（ 犠犪犾犱犲狉 ， ２００６ ），从而影响当
事者的态度和行为。这一解释正在为大量的历史研究案例所证实。比
如在日伪时代，不少商人的政治态度显示了模糊性和摇摆性（卜正民，
２０１５ ），还比如在文革时期，不少干部由于面临不确定或新的威胁，立场
从保守转向激进，或者反过来，态度由积极转向消极（ 犠犪犾犱犲狉犪狀犱犔狌 ，
２０１７ ： １１４４－１１８２ ）。在中国 １９４９ 年前后的历史交际时刻，正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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