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17年第5期

构造组织观念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乡村和城市，各自的路径是不同的。在乡村，
通过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评定成分和财富分配运动，消灭了以地主为中
心的基层经济和政治关系，在新政权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新的组织关系。
这些活动，不仅为新政权构造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基础，而且对于干部的
表现和态度识别提供了条件。与此相对，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
是大量的城市组织———市政、教育、商贸、水利、医疗和市民管理等单
位，具有特殊的职业特点，它们的“资产”是熟悉并掌握专业技能的人而
非物，对于这些组织，新政权须接管、留存、使用、而非摧毁，更不可能通
过相同于乡村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财富再分配，改变旧的组
织关系和行为原则。其二，这些组织的专业特点，与新的政治形势，他
们的本地性，与外来的管治力量，存在着若干不适应现象。其中的工作
人员很多是学生出身，他们的家庭成分与其立场态度，不一定存在对应
关系。其三，具有军事而非民事经验的管理者，与城镇地区的市民生活
样态，也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不足。因而，在城市地区的组织治理方
面，一个基本的现实是：即使称不上对立，至少是陌生、分歧或不适应，
在所难免。对新的治理者而言，接管这些机构的工作结束，并不意味着
对人员的掌握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城市原有组织中，创造新的治理结构，增强服
从与合作，降低离心与分歧，最大限度地发现并消减思想对立或潜在的
敌意，构造对新权力关系的反响和承认，成为新政权城市组织工作的中
心任务。这一过程的起步，首先是摸清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情况，建档归
类排队，作出鉴别和筛选处理。于是出现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材料制作活
动———包括干部自传、工作总结、思想汇报、自我鉴定、组织鉴定等历史
档案文献。它们呈现了运用国家力量建立组织权威的进程：建构组织至
上的原则及工作伦理。借助书面文字，开展自我思想清理和“道理制造”
（ 犛犲狀狊犲犿犪犽犻狀 犵 ），确立起新的行为对错标准，再以制度化的组织审核程
序，要求干部接受衡量并表示共鸣———我称之为构造组织观念。
不同于今天常见的“合作”、“分享”等团队伦理，对“组织观念”的强
调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标准。对于所有基层工作者而言，新的标准意味
着一场大规模的个人和组织关系重构。其中的理论问题涉及组织认同
的建立：社会成员服从并承认一个组织的权威，建立与组织共同的价值
观，一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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